梅茵一案的正式开庭是三个月之后，寒冬过去，春天悄悄来临，那次突然而至又悄然离去的灾疫已经成了过眼云烟，连本地人也几乎淡忘了。但世界没有忘记这儿，没有忘记那件诡异的“走私病毒案”。这次审判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各大媒体都派了精兵强将来采访。中国官方有意鼓励国外记者来，总的说仍大力贯彻张主任既定的“透明化报道”的方针，以防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把一坛清水搅混。这些天南阳的高档宾馆人满为患，高档出租轿车十分紧俏。庭审是在有一千个座位的大审判厅，因为来人太多，法院决定凭证旁听，于是旁听证也成了紧俏商品，一票难求。

第一次开庭，参加旁听的有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俄通社、共同社、美联社、半岛电视台、路透社、安莎社、埃菲社、香港凤凰、台北中央社共100多名记者。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代表，这次天花走私及漏泄事件其实和该所没有任何关系，但毕竟梅茵是他们聘请的外籍专家，不来人说不过去。该所有意低调处理，仅派来两个低级工作人员，而且只听不说，对媒体的采访只是笑着摆手。武汉病毒所的薛愈也来了，他是以个人身份请假来的，梅老师的命运让他寝食难安，他肯定要来旁听的。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让人们足够冷静，没人再骂他是“汉奸”、“毒蛇”了，说到底，薛愈的“告发”没有任何私利，没有任何卑鄙动机，人们已经理解他了。但薛愈仍有些“理亏”，自我封闭着，默默地坐在后排旁听席上，不与外人搭话，连舅舅也不多说话。他舅舅赵与舟教授也来了，他从网上知道，原来梅茵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反对销毁天花病毒，反对“科学对自然的强干涉”，不由义愤填膺。他历来仇恨这些“受科学之惠又中伤科学的人”，希望能亲眼看见她被烧死在正义的火刑柱上。反正他已经退休，闲得拧肠掉尾的，就巴巴地坐火车赶来了。孤儿院的刘妈陈妈因为要照顾孩子们，只能轮流来旁听，梅茵虽然不信教，但她们待梅茵比教中的姊妹们还亲，十四年的交情啊。梅茵被捕后，孤儿院失去了经济来源，后来民政上解决了一部分，其余由天力公司解决，孤儿院得以维持下去。她们想来告诉梅院长，让她放心。

另有五个名人的到来让中国官方和外国媒体都吃了一惊。他们是：美国加洲大学材料专家斯科特·李（十字组织的标志，包括上面那具无比锋利的双刃剑，就是他造的）、WHO日本专家松本义良、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学”权威R·M·威廉斯、莫斯科理工大学控制论专家阿卡迪·布雷切夫、瑞典数学家奥厄·伦德尔。他们这次都没惊动中国官方，持旅游护照悄悄地来到中国。但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即使再低调，还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媒体猜测，他们这次来，是“十字组织”有意做一个集体亮相。开庭这一天他们仍是悄悄进来，默默地坐在较后一排，脖子上都带着一枚式样相同的银光闪闪的十字标志。其中松本义良是几天前才参加十字组织的。他们中间空了两个座位，那是为梅茵的义父、也是他们的教父沃尔特·狄克森先生预留的。狄克森先生本来要同他们一道来，但临走那天心脏病再度发作，不得不推迟行期，美国女科学家苏珊留下，等他病愈后陪他来。

与松本义良同时戴上十字标志的还有那位西班牙记者拉斯卡萨斯，他也坐在旁听席上，项间的十字闪闪发光。他是个热血质的人，上次采访梅茵后马上拜伏在她的圣坛下。在他心目中，这是个圣母一样高贵的女性，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虽然他并不赞成她的观点，但从心底佩服她。等他采访了梅茵的义父后又往前跨了一步，对梅茵父女所宣扬的观点也由衷信服。他在美国办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了十字组织，二是履行了他对梅茵的许诺，为她请来一位华裔律师杜纯明先生（英文名字是罗贝尔·杜，是位一流律师，有中国和美国双重律师资格，精通中英文，在中国工作起来比较方便）。离开美国前，狄克森、杜律师、拉斯卡萨斯，还有另外几位十字组织的成员，凑在一块儿开了一次长会，慎重定出了此次出庭辩护的宗旨和策略：既要借机向大众公开宣传十字组织的观点，又要聪明地保护梅茵不被定罪。杜律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策略，估计会成功的。

两位被告人和各自的辩护律师先后走进法庭，坐在两个被告人席上。中国法律规定，两名被告人虽然同案也必须延请不同的律师，所以孙景栓另外请了一位年轻的李岩律师。梅茵夫妇都带着孝，孙奶奶脑溢血后抢救无效，已经于两个月前去世。梅茵在坐下前，先与另一个被告席上的丈夫互相致意。夫妇两人进了看守所之后，虽然近在咫尺（隔墙），但三个月来没见过一面。看守所里没有集体放风，那儿的囚室都各带半间露天囚室，放风是单独进行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犯人们在审判前串供。丈夫眉间锁着悲伧，面容惨淡。他最亲的奶奶去世了，这对他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是个至孝的人，至今陷于深深的负罪感中——其实梅茵自己的负罪感也很重啊，为了马医生、孙奶奶和梅小雪。

梅茵对庭内环视一番，看见刘妈、薛愈、五个项带十字的外国人、拉斯卡萨斯，微笑着向他们点头示意。五个外国人中间空着两个座位，她知道那是为义父预留的。她曾通过杜律师劝阻义父不要来了，但义父说，他怎么可能不来呢，只要身体许可，他一定马上赶来。她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赵与舟，稍稍一愣，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怎么在这儿出现。不过她很快看懂了赵与舟隐含得意的目光，知道他此来是为了满足正义的复仇欲 ——而且肯定又是自费来的，不知道他这次是否会把他的“自费”向别人宣扬？她仍对他微笑着点头，赵先生冷眼相看，没有回应。

书记员宣布了法庭纪律，三名审判官鱼贯而入，全庭起立。审判长落棰宣布：

“梅茵和孙景栓涉嫌扩散传染病病毒案，现在开庭。”

南阳市人民检察院的仝光武检查官宣读了起诉书。检察院非常重视这个案件。两个月前，北京一位领导特意来南阳，把公检法三家召集起来，搞了一次非正式的座谈。领导说他不想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实际上这次他来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在这次天花事件中，虽然中国政府是完全清白的，而且实施了非常透明化的报道，但仍有个别外国媒体咬定说：这个姓梅的美籍华人是中国政府的秘密雇员，是中国研究开发生物战剂的首席科学家。这个领导说：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鉴于生物战的极端秘密性，本身就难以取证，所以这件事弄不好，会硬生生把一潭清水搅混，最后弄成‘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弄得像以色列的核武器一样，人人都认为它有核弹，只是抓不住真实把柄而已。如果咱们弄出这么个不清不白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失败，是反华势力的胜利！”领导非常郑重地说，“在这儿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确实没有发展生物战剂，梅茵从俄罗斯走私天花病毒纯属个人行为，与政府毫无关系。对梅茵的审判一定要严肃，要穷追到底，把真正的隐情大白于天下！”

这位“不想影响司法独立”的领导实际上是对检察院下达了“只许赢不许输”的死命令——必须实现对梅茵严厉的求刑，以彰示中国的清白。仝光武心中有不小的压力。这个事件按说脉络分明，“天力公司实验室秘密保存天花病毒”这一点证据确凿，无可怀疑；麻烦的是，案件的前半段，即梅茵从俄罗斯走私天花病毒的罪行，却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梅茵曾在上次记者会上公开承认过，但那没用的，她完全可以翻供。再说 ——梅茵的辩护律师可不是好对付的主儿，此前杜律师曾代理过几起有国际影响的的大案，没有一次失败。杜律师尤其擅长那些与高科技有关的案件，因为据他私下说，法律是一件僵硬的几丁质外壳，而科学每时每刻都在膨胀，注定会在法律之壳上崩出裂口，可以借此来个金蝉脱壳的，只看律师有没有本事来发现这些裂口了。

杜律师曾经经手过一桩澳大利亚的财产案，它就属于“科技超前于法律”的典型范例。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富翁夫妇，用社会捐赠的精卵子，在试管中交配，又找了一个代孕母亲。但孩子出生前，富翁夫妇因飞机失事双双身亡，没来得及办理收养手续。孩子同富翁夫妇没有血缘关系，现行法律不承认这个遗腹子的继承权。这是个很困难的案子，但神通广大的罗贝尔·杜硬是把它打赢了，为那个可怜的儿子（当然实际得益者是那位贫穷的代孕母亲）争到了巨额资产。至于律师得到的酬金，自然也是天文数字。

杜纯明身材颀长，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脸上总是浮着温和的的笑容。但他藏在眼镜片后的眼睛偶尔一闪时，会透出非常犀利的目光，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他在法庭里环视着，撞上公诉人的目光后，友好地点头微笑。

仝光武也向他微笑示意，心中想：且看你这次如何翻云覆雨吧。

他念完起诉书的结论：

“本院认为，被告人梅茵，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应当以传染病病毒、菌种扩散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孙景栓，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特对两被告提出公诉，请依法判决。”

旁听席上的薛愈心中越来越紧。他这些天详细阅读了刑法，按起诉书指控梅茵的罪名，大致为十年以上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或死刑。看来检察院是决心从重求刑，以彰示她与中国官方没有秘密关系了。至于对孙景栓则明显网开一面，将来最多是判一缓一。

以下是审判长对被告的质询。梅茵的陈述非常简单：

“公诉人指控我从国外非法运输天花病毒，我不承认这项罪名。”

下边起了一阵轻轻的骚动。三个月前，当着很多中外记者的面，梅茵曾亲口承认她从俄国威克特研究中心取得了天花样品，现在却全盘推翻她过去的供述。这个断茬未免太陡峭了，它预示着这场审判会波谲云诡。且看公诉方和被告方各显神通吧。

另一名被告孙景栓则爽快承认了自己的玩忽职守罪。下边开始法庭调查。公诉人先向法官提供了日内瓦的WHO、美国CDC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供的鉴定报告。具体内容因专业性太强没有宣读，只宣读了三家机构的结论：

“所提供的实验室样本为天花病毒，含西亚、非洲和欧洲三个品系。与从中国南阳疫区区天花病人身上提取的病毒有高度一致性。”

审判长质询被告方对此证据有无疑义，杜律师微微一笑：

“这三家都是世界上鉴定病毒最权威的机构，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不过，在承认这三个鉴定报告的同时，我们将在适当时机做出补充说明。现在请继续。”

公诉人提供的第二份证据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洲克拉索诺市警察局提供的证言。证言很谨慎，只罗列了一些事实，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证言说，美籍华人梅茵女士在1997年9月20号至9月25号经哈萨克斯坦进入俄国，在克拉索诺逗留了三天，与威克特病毒学及生物工艺学国家研究中心科学家斯捷布什金有过密切接触。警方在斯氏家中提取了梅茵的多处指纹，在床上发现了黑色长发并做了DNA鉴定（公诉人补充，已经与梅茵的DNA作了比照，有高度一致性）。斯捷布什金在她离开后的当天自杀。

后两条虽然没有说破，但不言而喻是指证了梅茵与斯氏有性关系。旁听者骚动起来，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梅茵的丈夫身上，尤其是中国听众，中国人对男女之事的反应更强烈一些，何况当事人的丈夫也在当场！但孙景栓和梅茵都非常平静。杜律师温和地说：

“我的当事人不否认她曾有一个俄国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她确实在1997年去俄国见过他。不过请记住，这条证言里并未包括交接病毒的内容。”

下面是法庭质证。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中俄边境的贸易商张军。

“请问你的名字和职业。”

“我叫张军，哈尔滨人，现在是乌鲁木齐安诚边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工作人员按惯例检查证人的身份证。15年过去，张军已经发福了，生意也做得很大，说话仍不改东北人的豪爽。他盯着被告席上的梅茵上下打量，心里恨得痒痒的。这么一个又漂亮又有亲和力的女人，咋会是条毒蛇呢。竟然骗自己替她夹带病毒到中国，她是存的啥狼心狗肺？想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小日本的731部队干过这种丧天良的事，可那是日本法西斯呀，她可是中国血统！真真白披一张人皮，看，这会儿她还有脸向自己笑着打招唿哩！他横了梅茵一眼，对审判长说：

“1997年9月26号，这个梅茵让我夹带一个小盒子，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过境，据她说，这是从土库曼斯坦弄来的汗血马的冷配精液。俺们都信啦，心想能让汗血马重新回到中国是件大好事，就帮她走私了，没收她一分钱的好处费。要是知道盒里装着天花病毒，能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说啥我也不会帮她！缺德挂冒烟的东西！”

杜律师立即说：“异议！你只能证明帮她夹带过境了一个盒子，并不能断言那里面是天花病毒，你这样说会误导法庭。”

审判长接受了他的异议：“证人张军，请你只讲你知道的东西。”

公诉人接着问：“请证人描述盒子的形状。”

“盒子不大，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外壳是不锈钢做的。梅茵当时说过那是冷藏盒，里面装有液氮，我接过来时，感觉到盒子凉冰冰的。”

“被告确实说过那是冷藏盒吗？”

“对，我肯定没记错。”

“好，我没问题了。”

审判长问：“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没有问题？”

杜律师笑着说：“没有。我和公诉人一样相信那是个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来装某种生物制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东西。”他着重念出最后四个字。

接着传唤的证人是天力公司那个实验室的辅助人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看穿戴风度属于蓝领阶层，文化水平不高。面对法庭显得很窘迫，不大敢抬头，有时她向被告溜一眼，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对今天来作证很愧疚似的。显然她过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旧日的惯性。

“姓名和职业。”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总实验室当勤杂工。”她解释道，“那个实验室只有梅董和孙总用，俺们私下里都叫它老总实验室。”

“有几个勤杂工？”

“五个。”

“你们在实验室都干些什么日常工作？”

“俺们干的都是力气活，搬搬运运，打扫卫生，也从别的车间往这儿运动物细胞，一般都是桶装，要加到生物反应器里。”

“你们见过生物反应器的制成品吗？”

“没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干的，梅董不在时孙总干。”

“你知道生物反应器和液氮冷藏箱里装的是什么吗？”

胡翠花胆怯地看看梅茵，有点勉强地说：“不知道。直到孤儿院出了天花，警察来实验室取样本，才听说里面是天花病毒。别人说那很危险的，得着就死。”

旁听席上又起了一阵骚动。梅茵把两个无知工人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一直对她们隐瞒病毒的真相，实在太残忍。公诉人满意地说：

“好，我没问题了。”

杜律师聪明地感受到下边的情绪（不满，甚至是厌恶），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这件事描黑。他问：

“请问，梅茵博士对你们采取什么防护措施了吗？比如防护服、密封面罩、进出实验室的消毒？”

“没有，啥也没有啊。俺们都奇怪呢，别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个整天在里面，连口罩都没带过，咋也没得病？”

“梅博士，还有偶尔去的孙总，是否穿防护服？”

胡翠花老老实实地说：“不，他们也从没穿过。别人说梅董坏话时，我就拿这事为她辩解，我说梅董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比俺们还长，工人下班后，她一个人老是在里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传染？”

“好，我没问题了。”

法庭传唤下一个证人。

“姓名和职业。”

“我叫薛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经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告诉你，这个实验室里存有变异的、有可能产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对不对？”

“对。”

“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带你参观过实验室？”

“对。她是想劝我到这儿工作，接手这项研究，我没有立即答应。”

“能否告诉法庭，你为什么没有答应？”

“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必要，但人工诱导病毒产生致病性，有相当的危险性，应该经过充分的公开的安全论证，不应是私人性质的研究。当然后来我知道，梅茵老师当时并没有告诉我真相。她所说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并不是变异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开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应器了吗？”

薛愈犹豫一会儿回答：“那天我在实验室停的时间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开过。”

“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问被告方，杜律师很干脆地说：“没有问题。”

法庭质证又进行了一会儿，这个案件的脉络已经相当清楚了。双方做法庭辩论和总结性陈述。公诉人说：

“被告在一个开放式实验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险的四级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从而导致这次疫情。这些犯罪事实证据确凿。至于被告从俄罗斯非法运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实，由于证人斯捷布什金已于15年前死亡，无法得到确凿的证言。但我们认为，俄国克拉索诺警方、张军、胡翠花等人的证言，包括实验室确实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实，已经构成了明确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对其偷运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实做出合理的推论。”

他对审判的进展很满意，公诉陈述清晰有力，已经在三位审判员和听众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师，截止目前为止，被告方律师一直采取守势，却一直摆着一副处变不惊、胸有成竹的样子。庭审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还会能使出什么惊人的招数不成？

轮到被告方做总结性陈述，旁听席上忽然有轻微的骚动。一个白人老者被一个白人中年女子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进法庭。他满头银发，白须飘飘，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项上带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画中描绘的一个戒斋苦修的先知。五个带同样十字架的外国旁听者看见了，连忙离席迎接，把他俩安顿到中间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义父抱病前来，眼睛湿润了。她担心义父的身体，远远地用目光询问。老人向她摆摆手，又点点头，示意她放心。

旁听席安静下来，但在众人们的感觉中，会场中已经出现一个无形的、但人人能感觉到的变化。狄克森的到来吸引了很多记者和其它人的目光，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视力的漩涡，一个无形的磁力场，一个有强大质量的黑洞。这个不可见的中心似乎能在冥冥中影响别人的心态，改变庭审的走向。

公诉人警惕地盯着他。老狄克森是在病况稍好后匆匆抱病赶来的，但在公诉人的眼里，他是有意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走进法庭，因为从他进来后，杜律师的神态就不一样了，他目光炯炯，开始了被告方的反击。杜律师说：

“对公诉人所陈述的事件的脉络，我的当事人没有太大的异议，除了关键的一点——她从俄罗斯夹带入境的冷藏箱里装的并非天花病毒。至于究竟是什么，我现在就要加以解释。”

并非天花？此前听众们都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会儿竖起耳朵听他的话。杜律师不急不缓地说：

“为了说明事实，我要多少介绍一下梅茵的义父、美国的狄克森先生，和他创建的十字组织。我的当事人已经公开说过，她去俄罗斯是受义父的委派。我很奇怪，公诉方对她这项检举怎么一直置若罔闻？惩罚犯罪的执行者是应该的，总不能让幕后的教唆犯逍遥法外吧，即使那人并非中国国籍。我这会儿就来帮法庭做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属于份外的工作。”他笑着说，旁听席上有压低的笑声，公诉人和审判员们都觉得尴尬，他们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一直避免追究这个美国人的罪行，但这么明显的宽纵，在法理上确实说不通。“下面，请法庭容许我占用两分钟时间，介绍十字组织的一些信仰，因为这些观点将与我即将陈述的事实有很大关系。”

审判长说：“请只讲与案情有关的东西。”

“好的。我会注意。十字组织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所建立的松散组织，今天有九个成员在场。他们在以下观点上有共识。”

他照着一张纸念下去：

“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是生物圈中合法的成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不能以人类的好恶来肆意宣判某个物种的死罪，不管它是害兽、寄生虫还是病原体；人类在用科学这个利器来变革自然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应尽量保持自然的原有平衡态，不要过于粗暴地干涉，因为人类常常迷恋于短浅的利益，以一碗红豆汤而贱卖长子继承权；科学界有远见的人不能再沉默或仅仅坐而论道，应以实际行动中止人类对自然的强奸。

“具体到天花病毒这个对象上，他们认为：目前全歼天花病毒的决策值得商榷。虽然它使人类免除了天花上千年的蹂躏，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它造就了非常危险的天花真空，这种真空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轻易打破，从而把人类永远置于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下，此前美国的恐怖袭击就是明证。何况天花本身也有益处，比如它对艾滋病可能有抑制作用。最好的办法是适当减弱天花的毒性，让其在自然界中继续存在下去。”

他文诌诌地宣读了这些观点，又恢复他嬉笑怒骂的风格：

“观点的宣讲就到此为止吧，下边转到审判员们关心的犯罪事实。正因为十字组织有上述观点，或者说是信仰也未尝不可，其中一位俄罗斯成员、优秀的病毒学家斯捷布什金，就借工作之便，在威克特中心对天花病毒进行人工诱导，培养弱毒天花。后来，梅茵受义父委派，接过他的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减毒培养。没错，我的当事人后来不慎造成弱毒天花漏泄，但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它所引起的疫情如此轻微？为什么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长期接触也不受传染？只有一个原因，我的当事人私运入境并长期保存研究的东西，并不是天花病毒，而是——”他一字一顿地宣布，“天花的减毒活疫苗！”

会场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人们在努力消化他提出的这个新说法。公诉人仝光武像挨了一闷棍，心想这场官司怕是要输，达不到“严惩梅茵”的目的了。把事件前前后联系起来看，梅茵十几年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确实是减毒培养。这次她无意漏泄的极有可能不是强毒天花，而是减毒活疫苗。仝光武不是医学专家，不知道二者在细胞结构上能否区分，恐怕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名称的不同，对梅茵的量罪就大大不同了。他不甘心认输，反驳道：

“被告律师似乎忘了三家权威机构提供的鉴定报告？被告方对上面的结论并无疑义。”

杜律师从容地说：“我至今仍不表示疑义——减毒的天花活疫苗从广义上说仍属于天花病毒，而不是白痘或水痘。活疫苗和原生病毒在细胞结构上有细微区别，但主要区别是致病性。你们提供样本要求鉴定时，是要求分辨它是天花还是白痘，三家机构给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如果你们要求分辨是天花还是减毒天花，他们肯定需要做另外的鉴定。我谨告知法庭，我们已经申请第二次鉴定，结果可能在两天后拿到。”他解释道，“病毒与其减毒后变成的活疫苗，在DNA结构上是可以区分的，可以通过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之后测序。而在产生毒性的蛋白质层次上，做抗体实验可以区分，通常是western印记实验。此外，对蛋白质做酶活性检验，或把制成晶体之后做X射线衍射实验，都行。”

他看公诉人显然还没有从这记闷棍中醒过来，便好整以暇地说，“我不妨班门弄斧，多少介绍一点活疫苗的常识吧。早在1885年，巴斯德就用久置干燥的办法对狂犬病毒减毒，发明了狂犬病毒的减毒活疫苗。还有，今天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卡介苗是肺结核菌的减毒活疫苗，小儿口服的嵴髓灰质炎糖丸也是活疫苗，一共有三种亚型。过去对天花的治疗不使用活疫苗，这是由于自然界存在一种巧合——牛痘病毒与天花结构相近，既不使人致病又能激发对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对天花活疫苗的研究基本被忽略（天花病毒经家兔、牛犊、猴等动物连续传代后也可变成痘苗病毒，相当稳定，不易返祖为天花病毒。但有人认为这些试验不可靠，是实验室污染所致，所谓痘苗病毒实际上仍是牛痘。）。但斯捷布什金和梅茵在这方面另辟蹊径，研究成功了天花活疫苗。也是三种亚型，含天花的西亚型、非洲型和欧洲型。”

公诉人冷笑道：“但你说的活疫苗却让一千人传染上了天花，死了一人，数人被毁容。”

杜律师心平气和地说：“其实受感染的远不只一千人，我的当事人估计有十万人以上，但大部分人症状很轻，没有进入统计数据——但他们已经悄悄获得了天花的免疫力。你以为种牛痘就没有牺牲者吗？我可以给你一个统计数据，在美国全国种牛痘的期间，美国每年因种痘死亡7万5千人，大约有几十万分之一的接种者会发生坏疽痘、过敏性紫癜及痘后脑炎等严重并发症。没办法，上帝就是这样居心叵测。疫苗既要能激发免疫力，就必然具有相当的毒性，这是一个解拆不开的死结。我的当事人对这种减毒天花活疫苗的研究还没最后完成，毒力还稍强，造成了一例死亡和几例毁容，我的当事人对此深感负疚。但我也想再给一个数据：即使按官方统计数据，这次漏泄也至少为一千人提供了终身免疫力。而天花的死亡率曾高达80%。这次美国的疫情，虽然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手段，也有143人死亡，数万人被毁容。你们可以计算一下，我的当事人避免了多少人的潜在死亡。”

公诉人有点难以招架了。看来，被告的确对天花病毒进行过减毒，这些减毒过的病毒究竟算是天花，还是活疫苗——这只是个语义学上的问题，没有严格界限，恐怕很难做严格的界定。但只要有这点空子，那个姓杜的家伙就足以把水搅混，让被告脱去主要罪名，最多剩下点渎职罪。至于天花从俄国偷运入境时是否已经减过毒，只有天知道。依情理分析，那个冷藏箱里的菌种应该是原始状态的天花。但斯捷布什金已经死了15年，死无对证。

法庭上的一千双眼睛都在看着公诉人，匆忙中他来不及仔细推敲，说：

“被告律师辩称，被告从俄国偷运入境的不是天花，而是减毒活疫苗，请提供确凿的证据。”

杜律师会心地笑了，觉得已经胜券在握——公诉人已经默认实验室里的是活疫苗，现在把矛头转到“过境时的天花”了，但这样的提法恰恰是公诉人的最大败笔。杜律师轻松地笑着：

“啊，我不知道。那个冷藏箱里究竟是天花、是活疫苗、还是那位俄国情人身上的精子——没准我的当事人想用人工授精的办法为他生育儿女呢——我完全不能确认。既然公诉人指控我的当事人有‘非法运输传染病病原体’的犯罪行为，就请公诉人举证吧。”

公诉人脸红过耳，知道在慌急中自己犯了大错——这个举证责任确实应该属于起诉方。但这个举证很难。关于走私天花的证据本来就薄弱，是从“实验室有天花”反推过去才形成证据链。现在，实验室的证据一旦坍塌，那个证据链也就崩断了。他同助手紧张地商量着，一时无法回答。

听众席上的金明诚听到这儿，不禁暗自摇头。他一直关注着梅茵案的审理，但作为副市长，又不想太招摇，所以审判开始后他才悄悄进来，坐到后排。这会儿他暗暗恼火，检察院怎么派了这么个没有机变的家伙来上阵。上边要“严惩梅茵”，一是恼火她太胆大妄为，因为私人的行为差点把国家都装进去；二是想以此来对世界彰示中国的清白，并非一定要和梅茵本人过不去。现在，如果能从根本上否定“从俄国盗取天花”这个事实，公诉人满可以就腿搓绳，既达到原定目的，又放梅茵一马，何乐而不为。毕竟梅茵从私德上讲是个难得的好人，不，是圣人。不管她的观点是否有偏激怪诞之处，但她有宗教般的虔诚，为了信念而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这种人在今天的世上已经极少见了。

公诉人还没有想出说辞来反辩，金明诚替他们尴尬，便转过脸，打量着听众席上的人。最惹眼的当然是一溜坐着的七个外国人，尤其是中间那个老人，面貌枯稿，嵴背挺直，银发银须，像一个宗教先知。七个人一直默不作声，之间也不交谈，但仅仅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无形的威势。金明诚与梅茵交往多年，非常清楚梅茵对义父的敬重，甚至是敬仰，这让老狄克森在他心里有一种神秘感。他从没见过老人的照片，今天这个人才从神秘中走出来了。

被告席上的梅茵其实没怎么注意法庭辩论，一直远远地注视着义父。义父笔挺地坐在后排，有如雕像，让她回想起34年前。那年她15岁，义父53岁。义父领自己到非洲旅游，正好赶上扎伊尔的埃博拉疫情。处理完疫情的一天，义父就这样笔挺地坐在非洲的荒野上，整整思考了一夜。这一夜相当于释迦在菩提树下的49天，释迦就是在这49天中夜睹明星，开悟成佛，从那之后，义父就创建了十字组织，而梅茵是早期成员之一。这些年，她燃尽了自己的青春、精力、金钱甚至爱情，一直在悄悄推行着义父的信仰——杜律师刚才的宣讲其实尚未接触到这种信仰的核心——她对此从不后悔。

金明诚也注意到那对父女之间无声的交流。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忽然梅茵的神情有些变化，悄声同律师说了两句，律师迅速向下边瞥了一眼，匆匆写了个纸条交给审判长。审判长也匆匆向台下瞥一眼，唤来一名法警，附耳低言几句。法警匆匆走到旁听席的后排，对七个外国人中坐在外边的那位说了两句。那个外国人非常震惊地跳起来，向坐在中间的狄克森俯身过去，喊他，用手推他，狄克森一动也不动。六个人都慌了，用英语说：

“快，救护车！”

陪老人来的苏珊摸了摸老人的手，试试鼻息，又翻开眼皮看看他的瞳孔，摇摇头说：

“没用了。”

金明诚的英语不行，听不懂他们的交谈，但这种场合其实用不着语言。狄克森先生已经过世了，坐化了。从他身体的僵硬看，他去世肯定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但他一直保持着笔直的坐姿，所以连近在身边的同伴都没有觉察。远处的梅茵是如何觉察的？她同义父之间有心灵感应吗？

梅茵看到那边的忙乱，知道自己的担心已经应验了。她想过来，询问地看看审判长。审判长犹豫片刻，侧身同两个审判员商量一下，站起来宣布：

“因法庭中出现意外情况，今天的审理中止，现在休庭。”

他向被告点点头：“你可以去了。”梅茵和律师匆匆走下被告席，向旁听席走去。这时，大部分旁听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法庭内乱了，法警们努力维持秩序，敦促和引导旁听者包括记者们尽快离去。被赶走的人们不时扭过身，踮着脚往这边看，有记者把像机高高举过头顶，对着这边抢拍。

现在大厅里只剩下十几个人，除了六个外国人外，还有梅茵夫妇及律师、两人身后紧紧跟随的两名法警、金市长、拉斯卡萨斯和薛愈。老狄克森仍端坐在那儿，表情安详，眼睛也没完全闭上，似乎是半眯着眼在看世界。身体还没完全僵硬，但手足已经冰凉了。梅茵伤感地看着义父的遗容，眼眶红红的，但努力忍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孙景栓走近，把妻子搂在怀里。身后的法警想干涉，犹豫一下，最后没有动。

救护车和殡仪车同时到了，两拨人都拉着担架车跑过来。他们看到这个架势，不知道该如何办，询问地看着病人（死者）的家属。梅茵叹息一声，说：

“送火葬场吧。”回身对六名外国人说，“有劳你们操办他的后事，骨灰随便洒在什么地方都行，我父亲心中没有国籍、地域的概念。小金，也有劳你了。”

金明诚简短地说：“交给我好了。等葬礼时你们两位也参加，看守所那边我去交涉。”

“谢谢。”

她看了看薛愈，但没有说话。薛愈知道她是想催问寻找小雪的事，自那天小雪突然失踪，至今已经三个月。他尽力找了，还让警方发了通告，但没有一点线索。他知道这是梅老师最挂心的事，内疚地说：

“梅老师，寻找小雪的事我仍在尽力办，无论如何我要找到她，你放心吧。”

“谢谢。”

老狄克森被平放到担架上，小心地送进殡仪车，后车门咣地关上，把他同人世永远隔开。白色的殡仪车开走了。梅茵同其它人告别，上了警车。

看守所对梅茵夫妇很优待，两人都住着单人囚室。不过，虽说是单人间，但屋中设备同集体囚房是一样的，屋里只有一张大通铺，能睡十七八个人，用角钢焊成，木板嵌死在上面（防止犯人用来做武器）。屋里除了大床就只有一人宽的通道，集体囚室中，犯人们如果不睡觉，就整整齐齐蹲在这个通道里。天花板很高，吊着一只昏暗的灯泡，像一个眼神混浊的独眼老人，晚上一直默默地盯着你。住室外面连着半间露天房，是对犯人放风用的，上方焊着结实的钢筋网，墙角处有个水池、水龙头和便盆，是犯人洗脸和小便的地方。其它则一无所有，没有桌子、椅子、台灯等任何东西。

这儿条件虽然简陋，梅茵倒不在乎。她从小就习惯了吃苦，即使跟义父到美国后也是如此，义父作为流行病专家，经常去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能有这样一张大通铺已经是奢侈了。义父想培养女儿也当病毒学家，所以一直用艰苦磨砺她。

看守所对她的优待还有一条：住室和放风室之间的二道门不锁闭，可以随意出入。这天晚上她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披上衣服来到露天室，盘腿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仰望着钢筋网之外的星空。记得那次在非洲，义父“悟道”的那天，他也是这样，盘膝坐在帐篷外面，透过稀疏的金合欢树的叶子，久久仰望非洲深邃的天穹。他曾笑着说：坐在非洲的天空下，感觉离上帝更近。

当然他说的上帝不是耶和华，而是大自然。的确，处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美国，和处在天地洪荒的非洲，心灵上的感受大不一样。前者让你感受到科技的威力，觉得科技已经充斥天地间，把大自然变成百依百顺的妾奴；后者让你想到，人类不过是地球舞台上登台才数百万年的晚到者，甚至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人类在地球上扮演主角的时间能否像其它低等物种（比如繁盛上亿年的恐龙）那样长久，还很难说呢。

真的很难说，如果人类仍像现在这样狂妄强横、不知敬畏自然的话。

去非洲那年她15岁，对义父的好些话并没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随年龄而加深，也许直到义父在她面前坐化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磐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辩论的情况，她很可能脱罪。但她现在的想法有变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借此机会把义父的主张和盘托出，把它合法化，变成社会意识的主流。至于那是否会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关心的事。

似乎听到隔墙囚室里有脚步声，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个月来两人虽然隔墙而居，却如远隔银汉，半点儿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墙边，想叩击墙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监视镜头，微微一笑，打消了这个鲁莽的主意。看守所对她已经很优待了，她不能滥用这种优待。景栓爱她极深，但两人的婚姻能否维持下去也是疑问。要推行义父（教父）的主张，首先得把心淬硬，因为你必然得面对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马医生的不幸、小雪的毁容、甚至包括孙奶奶和义父的死。但孙景栓心太软，尤其是奶奶的死几乎把他压垮了，近来他一直陷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她不忍丈夫这样受煎熬。

那就劝他走吧，离开自己，卸下这副担子。

门上的监视孔被打开，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发现她独坐在露天室里，知道她才失去亲人，肯定很悲伤，就柔声劝道：

“这么晚了，还是休息吧。请节哀顺变。”

她平静地说：“谢谢，我这就回去睡。”

她回到那张大通铺上，仍睡不着，思绪转到小雪身上。小雪这会儿在哪儿？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十岁时义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国，在一个孤儿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对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现在她的愿望突然破灭，容貌又被毁，这些打击太大了，梅茵很担心她能否抗过去。

但愿薛愈很快找到她，但愿吧。

梅茵十岁那年，义父在中国终于办妥繁琐的手续，把孤儿梅茵带到了美国，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十五岁那年，义父带她到非洲旅游，在她面前又展开了另一个新世界，蛮荒、美丽、入骨的贫穷、惨烈的疫情、强悍的生命洪流这一切最终汇成她在人生观上的升华。

1979年暑假，义父带她到非洲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去看野生动物，没想到先碰上一场疫情。两人乘飞机到肯尼亚内罗毕的威尔逊机场，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个四十岁的官员迎过来：

“你是亚特兰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吗？我是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史密斯。”

义父笑着说：“对，我是狄克森。我来这儿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旅游，可没奢望受到大使馆的欢迎。”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游要延期了。CDC有一封电报，委托我务必尽快转给你。”

电报上说苏丹南部的延比奥地区又发现了疫情，非常致命，那个地区已经“毁灭”了。美国CDC 和日内瓦的WHO马上会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经在非洲，请他先去那儿取得病毒样本。所需设备没有问题，两年前非洲第一次爆发埃博拉，狄克森也参加了医疗组，那次任务完成后设备没有带走，像针、注射器、玻片、抽样瓶、手摇离心机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时教会中，甚至在教会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电力供应太不可靠）还存有一些埃博拉痊愈者的康复血浆。那时医疗组估计可能还会用上的，他们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没有去苏丹的签证，问题也不大。在非洲，疫区常常横跨几个国家，因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护照的。医疗组常常需要临时转赴另外的国家，签证往往来不及办，他们早就有了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有时拿一张WHO的疫菌注射黄卡就能通过海关。狄克森看完电报稍稍沉吟一会儿，对于流行病学家来说，这个工作责无旁贷，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儿。史密斯说：

“你女儿可以留到大使馆，我负责照顾她。她是不是来看野生动物？我可以找人带她去，不会耽误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说：“爸爸，我跟你一块儿去疫区。”

狄克森还没有说话，史密斯大吃一惊：“到疫区去？黑头发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地狱，连航空公司都很难往那儿发航班，因为没有驾驶员愿意去。”

梅茵没回答，看着义父。她来到美国五年，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少女，不过有些中国印记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国的小孩可以直唿父母的名字，这点她就学不来。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国的生身父母，虽然父母死时她才两岁多。生身父母是死于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个像义父那样有名的流行病学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会儿说：

“好的，你随我去吧。”他对吃惊的史密斯说，“我女儿的志愿是当流行病学家，这对她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正好我也需要一个助手。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其实在专家眼里，所谓的四级病毒虽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

史密斯大大地摇头，努力劝了一会儿，劝不动，只好认可。史密斯为他们办妥了机票，他们待在候机室里等下一班飞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问狄克森，这次可能是什么疫情，是拉沙热、绿猴病、黄热病、克里米亚刚果热，还是76年新发现的埃博拉？

狄克森摇摇头：“这正是我要去干的事。不过听你刚才介绍的病情，似乎更像埃博拉。”

梅茵知道，史密斯说的几种病都是非常致命的，尤其是埃博拉，依靠空气和接触传染，在1976年扎伊尔的疫情中，死亡率高达90%。至今尚未研究出疫苗，没有任何治疗办法。史密斯困惑地问：

“狄克森先生，你是专家，能否告诉我，病魔为什么特别钟爱非洲这块地方？凡是欧亚有的疫病，这儿基本都有，像麻风、天花、结核、狂犬病等。更有不少新病毒是这儿独有的，像拉沙热、绿猴病病毒（即玛尔伯格病毒。）、克里米亚刚果热、埃博拉、昏睡病等，都是一些特别凶残的病毒（只有昏睡病是由布氏锥虫引起。）。新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发现美洲和澳洲时，土人传给移民者的病只有梅毒，是一种相对温和的病；而移民者带去的天花和流感，却对土人绝对致命，”

他举的例子都很正确，甚至少说了一条：更为凶残的艾滋病。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国发现的，已经确认它源于非洲。实际上，1976年在扎伊尔扬比库埃博拉疫区，医疗组保存了病愈者的600份血液样本，其中就有艾滋病毒，是在十年后复检时才检查出来的，狄克森差一点为此送命，不过此刻狄克森尚不知情。他的问题让狄克森思索了一会儿，说：

“我不知道。我猜测，可能因为这儿是‘旧大陆’吧。这儿是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也是病原体的发祥地。长期的进化使病原体变得多样化。”

“这就不对了！我知道医学界有一种说法：病原体与人类的关系总体上是趋于温和化的。一方面人类会慢慢产生特异免疫力，另一方面从病原体本身来说，如果毒力过于烈性，让寄主与它们同归于尽，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在进化中，温和病原体更容易占优势。从欧亚美澳各洲天花和流感的历史变迁来看，这种说法没错。但为什么这个理论在非洲就行不通？你看，在非洲这个人类发源地，病毒反而更烈性。”

狄克森沉默了很久，老实承认：“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专家知道的不比门外汉多。我考虑一下，看能不能给你个说得过去的答案。”

去喀土穆的乘客要进场了，史密斯最后劝了一次，说去疫区太危险，最好让梅茵留在大使馆里。梅茵只是笑着摇头，狄克森也说：“谢谢你的关心，不过还是让她去吧。”史密斯叹息一声，拍拍梅茵的肩膀：

“好吧，祝你一种顺风，勇敢的小姑娘。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他们到了喀土穆，需要转乘飞机到恩扎拉。果然如史密斯所说，没有去那里的航班。狄克森在这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找到美国驻苏丹大使馆，通过他们联系到一架警用飞机，专程把他们送过去。去坐飞机时，狄克森悄悄对梅茵说：

“不要在驾驶员面前提疫区的事。”

梅茵看看义父，轻声问：“他们不知道是飞往疫区吗？”

“听他们的口气，大概还不知道，至少不知道疫情那么厉害。如果他们知道，可能就——”他耸耸肩，没有说下去。

梅茵觉得这件事做得似乎不够地道——欺骗不知情的驾驶员前往疫区。但义父说话时表情很平静，他觉得为了挽救疫区的千万濒死者，即使不得不说几句谎话，上帝也会原谅的。着陆时已经是黄昏。恩扎拉机场只是一段凹凸不平的柏油路，机场大厅则是马口铁皮作屋顶的简陋棚子。驾驶员同机场人员交谈几句，马上知道了疫情的惨烈，脸色变得阴沉。但这架飞机没有自动导航，只能靠肉眼飞行，所以驾驶员们必须在这儿停留一夜，这让他们格外胆战心惊。狄克森倒是暗自庆幸，这样他就可以连夜提取血液样本，粗检之后在第二天让返程飞机把样品送到美国喀土穆大使馆，再转送到 CDC作鉴定。在1979年，对埃博拉等病毒还没有更灵敏的检测手段，只能用间接免疫荧光检测验明特定的抗体，从培养的组织或细胞中分辨出某种病毒来需要时间和专业的设备。早完成一天，就可能挽救几百条人命。

驾驶员在当地的政府招待所住下，父女俩连夜赶往延比奥的医院。虽然梅茵在贫穷的中国长到十岁，但这儿入骨的贫穷仍让她瞠目。医院是一排泥土墙的茅屋，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照耀着二十多个濒死的病人，都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身体僵硬，喉咙里唿噜唿噜地响着。这儿只有一个叫埃迪的医生，别的医护全部弃职逃命了。有些病人有家属陪着，更多是独自躺在草席上等死。狄克森已经看惯了疫情的惨烈，这次也感到震惊，非洲土人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病人都能受到很好的照料，常常有一大群亲戚来医院照料病人，病人死亡后要按风俗清洗死者内脏和身体，全族人都为病人守灵，嚎啕大哭，用灰烬涂在脸上，一般要持续十几天。这种风俗常常造成疫病的大传播，过去，医疗组为了阻止亲戚们来医院，可没少费唇舌。像现在这样撂下病人孤零零地等死的情况是绝对没有的。看来，凶暴的疫病已经冲溃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石。

埃迪是个好心场的医生，黑色卷发，爱喝棕榈酒，生性乐观，不拘小节，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虽然这儿的局势几乎无望，他仍然劲头十足地在各个病房里巡行着。狄克森从他这儿找到了疫情的起因——疫情是几个吃黑猩猩肉的土人引发的，但正是这所医院才造成了疫情的大传播。这儿医疗条件很差，医护们不具备起码的知识，一个针头要用好多次。直到他们来后，埃迪仍在这样干。狄克森感慨地想，现代技术如果落在愚昧的人手里，反倒是疫病最得力的帮凶。就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妇产医院成了产褥热的发源地。一位奥地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现并指出了这一点，结果反而遭到医疗界的群起攻击，丢掉工作，在激愤中精神失常。狄克森没时间埋怨埃迪，毕竟他是唯一自愿留在这个地狱里的医生。狄克森只是郑重告诫：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干了！即使没有多余的针头，用过的针头在重新使用前也必须用煮沸法消毒。

他为梅茵穿上了白色塑料膜制成的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狄克森本人没穿，这种防护服太笨重，又不透风，在非洲的盛夏热得难以忍受，工作起来十分不便。虽然埃博拉十分可怕，但依多年经验看，只要戴好口罩，通过空气传染的几率很小，关键是防止针头刺伤等意外。不过为保险起见，他还是让女儿穿着防护服工作。

狄克森跪在地上检查病人，梅茵端着煤油灯为他照明，两眼圆圆地看着义父是如何工作。依病情看，很可能是埃博拉，是这种病在人类中的第二次爆发。狄克森一边检查，一边对梅茵讲如何临床诊断埃博拉。轻微出血是埃博拉的典型早期症状，但在黑皮肤的非洲人身上，又是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想要找出皮肤出血形成的微小瘀斑非常困难。狄克森扒开病人的眼皮寻找眼白出血。或让病人张开嘴，在上腭寻找疹子，观察喉头是否肿胀发红。检查完二十一个病人后，他确认至少有七人患的是埃博拉，其余的为疑似。他让埃迪告诉病人家属，把这七个人集中到一个房间里隔离，然后对他们抽取血液。这些工作得赶快进行，因为抽血后还得把血清同红血球分离。这儿没有电，只能用手摇离心机，至少要摇上一个半小时才能把这些血液样品分离完。

埃迪已经连续值了五天班，初步检查完病人后，狄克森强迫他回家休息。现在要对病人抽取血样，狄克森操作，梅茵帮忙按着病人的胳膊，因为很多病人陷于昏迷，无法配合医生。先对七个确诊病人抽血，抽完已经是深夜两点。狄克森父女经历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紧接着又是医院的操劳，乏得睁不开眼。狄克森让女儿先去休息，梅茵使劲摇摇头，赶走乏意，在面具后瓮声瓮气地说：

“不，我帮你把血抽完，我不困。”

狄克森心疼地看看女儿，抽血时也确实需要一个助手，就点点头说：“好吧，抽完这几个样本你就去睡。”

现在要抽几个疑似病人的血。其中一个是老妇，皮肤松弛，瘦骨嶙峋。非洲人不大好判断年龄，她可能是60岁，也可能是75岁。她发着高烧，嘴里说着胡话。在她身上没有发现出血症状，但她是从确认有埃博拉的地区来的，狄克森高度怀疑她也是埃博拉患者。梅茵按着她的胳膊，狄克森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开始回抽。两人都没想到，她在这时突然翻身，力气大得异常。梅茵可能太疲乏了，没按住，针头滑了出来，剌穿了狄克森左手的手套。

狄克森立即脱下手套，在姆指甲根部发现一滴鲜血，肯定是他的血。这么说，带有埃博拉病毒的针头可能已经将病毒带到他体内。

那一会儿，狄克森的大脑是一片空白。他完全知道这个小意外的后果，1976年第一次埃博拉疫情之后，在伦敦实验室里，一位同事普拉特里做动物试验时也被针头剌伤过。尽管普拉特马上用消毒剂彻底清洗了伤口，后来仍大病一场，几乎送命。好在事发时他是在英国而不是在非洲，能享受最高级的医疗护理。他病愈后，英国卫生部门专意为这桩意外召开一次质询会，会上一位英国官员问，他那时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把受伤的姆指剁掉？这可不是玩笑，相比染上埃博拉的后果，剁掉一个姆指是相当小的牺牲。这会儿狄克森没按这个办法去做，多半不是心疼一个姆指，而是怕把女儿吓着。

梅茵的脸色变得惨白，因为自己的疏忽，义父很可能会送命！她的泪珠扑塔扑塔掉下来，在面具上流出两条河。狄克森忙安慰她：

“别怕，别怕。我现在立即消毒，没问题的。”

他把姆指彻底消毒。埃博拉无药可治，唯一办法是用埃博拉患者痊愈后的康复血浆来注射，痊愈者血中有相应的抗体，按理说应该起作用的。他手边就有上次疫情中收集到的血清，虽然不新鲜了，但至少经过仔细的过滤，除净了其中的绿色杂质，用它来注射，至少在心理上是个安慰吧。他用干净针头吸进有抗体的血清，让梅茵为他进行注射。

现在只有等待了。除了祈祷抗体起作用，也祈祷这个老年妇女患的不是埃博拉。虽然心情阴郁，极度疲累，他不能休息，还得完成离心血清的工作。梅茵擦擦泪水，说：

“爸爸你休息吧，我来做分离。”

狄克森知道这会儿没法劝女儿睡觉，当然他也不放心女儿独自操作，就坐一边指导着她，把十几管样品血做完分离，用从喀土穆带来的干冰冷冻起来。手摇离心机摇起来很累人，但梅茵坚持不让父亲换她。她是以此来多少弥补内心的负罪感。这些工作做完后，已经是清晨了，深蓝的天空中残星闪烁，非洲的旷野蒙在雾气中。狄克森硬逼着女儿去休息，他自己不能睡，还要对病人的血清作荧光抗体试验，以初步确定这次的疫情。今天做这个试验格外重要——那位老年女患者是不是埃博拉病人，对狄克森可是生命攸关的。

梅茵毕竟是个孩子，确实坚持不住了，躺在父亲身边的草席上，不一会儿就睡熟。这边狄克森把含病毒的一份血清吸进小瓶里，用来检测病毒的玻璃片已经备好，上面有固定好受埃博拉感染的细胞。把血清滴到玻璃片上，加上荧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

狄克森把那位老妇人的试验放到最后去做——把命运的揭晓尽量推迟吧。前面所做的试验有七例是埃博拉，闪闪发亮的荧光实际上宣判了那七个病人的死刑，绝对没救的。等狄克森做最后一例试验时，禁不住嗓子发干，手也微微颤抖。他镇静了自己，慢慢调整着显微镜，玻璃片上，细胞显露出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附着荧光的斑点，但它们没有闪闪发光。是阴性！

狄克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次的阴性结果并不能确切排除埃博拉的可能，也许病人尚在发病初期，没有产生抗体。但至少说，他的死刑被缓期了。他真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女儿，但梅茵睡得正熟，不忍心唤醒她。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与他有心灵感应，梅茵抬起头，迷迷煳煳地问：

“爸爸，荧光试验做完了吗？是不是阴性？”

她在睡梦里还在挂念着试验的结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过及时止住了这个念头——他的病情还没最终排除呢。他轻松地说：

“对，是阴性。”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没了，跳起来，抱着爸爸的脖子欢唿，眸子里闪闪发光。狄克森赶紧用手挡住梅茵的嘴唇，不让狂喜的女儿吻到自己。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赶到恩扎拉机场，飞机驾驶员已经准备起飞，他们一分钟也不愿在疫区多停。狄克森把包装好的血清和组织样本交给机长，请他务必尽快转到美国大使馆。机长对医学一窍不通，没想到这个包包内装的，恰恰是他们急于逃脱的埃博拉病毒。机长只是随口问一句：

“什么东西这样关紧？”

狄克森面不改色地说：“是我的证件，快过期了，要赶快送大使馆重新签证。”

能够马上离开这儿，机长的情绪好多了，笑着说：“放心，我一定尽快转交。”

那架破旧的警用飞机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让旁观者非常担心它能不能起飞。不过最终它飞起来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着父亲的表情，父亲显得很平静，没有为刚才的谎话而内疚。当然，那些样本经过仔细的包装，一般来说，机长没有受到传染的可能——如果他过于好奇而私自打开，或者飞机失事，那又另当别论。义父的行事方式对梅茵上了第二课，很重要的一课：

当你全力去实现一个高尚的目的时，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几年后，梅茵用色相引诱斯捷布什金，或者在孤儿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时，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道德准则。

对这几个病人的抗体荧光试验连续做了几天，最后确诊老妇人不是埃博拉，狄克森彻底得救了。那时WHO派来的后续部队已经赶到，为首的是海伦，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经当过比利时伞兵，是一位雷厉风行又颇具同情心的人。海伦接手后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点带女儿去看野生动物。你们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苦难该由我们来承担。”

父女俩同埃迪医生告别，临走时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妇人。她已经彻底痊愈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着锈成一团的头发，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邻床友好的交谈。她当然不知道为她抽血时发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愈意味着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亲相视而笑，心中说不出的轻快。

直到十年后的1986年，那时艾滋病已经发现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从扎伊尔抽取的600份血样。那些血样全部做过埃博拉病毒检查，但里面会不会也混杂有艾滋病毒？梅茵那时已经在北卡罗米纳大学毕业，在CDC的艾滋病新实验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议，并经CDC同意，从冷藏箱里取出这批旧血样，让女儿做了认真的细胞培养。因为血样太陈旧，做起来很难。不过梅茵最后成功了，得出了确实的结果——在这批血样中有0.8%的艾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这些病毒成了艾滋病的原型菌株，对此后研究艾滋病毒的衍变立了大功。此后CDC在中部非洲几个国家做了大规模的检查，结果证明，且不管艾滋病是否来自于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经在中部非洲农村稳定存在了相当长时期，发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传染病。此后，至迟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农村仍保持着这个传染比率。只是在城市中，由于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主要是性方式的改变，出现了大批此地所谓的“自由妇女”，即妓女），它才突然变成一场世纪性灾疫。

在600份旧血清中确认艾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与女儿相对苦笑，止不住后怕！幸亏十年前他给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则他就会成为美国第一个艾滋病病人了。回想当年，狄克森看到苏丹延比奥医院用未经消毒的针头重复注射，对埃博拉疫情推波助澜，那时他曾感慨：现代技术一旦被愚昧的医生滥用，就会比原始社会的无医无药还可怕。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埃迪医生那样愚昧的人，不过层面不同而已。而且以后的科学家们会不会犯类似的错误，谁也不敢断言。今人笑古人，后人复笑今人，问题是谁都不愿把自己摆在小丑的位置。

这对狄克森是一个警示：自视甚高的科学精英们其实远不能把握科学的副作用。科学家能透过表面，看透较深层面的大自然运行机理，也许还能看透第三层、第四层但自然界还有第五层、第一百层、第一万层机理呢，你永远无法穷尽它。

两人离开疫区，匆匆赶往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交界处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塞伦盖蒂在土着语中指“永远流动的土地”，并不是指草原的流动，而是动物的流动。每年夏季，成百万的角马、斑马会从这儿向北迁徒，去马塞马拉湿地，等塞伦盖蒂的旱季过去后再返回。这种行为已经刻印到这些动物的基因中，成了它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天性。坦桑尼亚政府因为人类的利害曾想阻止它们，在它们迁徒必经之路上树起了重重铁丝栅栏。结果可想而知，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势不可挡地踏平了栅栏，继续它们已经延续百万年的行军，把坦桑尼亚政府的努力变成了笑柄。

梅茵在电视上看过角马的大迁徒，非常向往，也许是记忆上的“返祖作用”吧，梅茵像大多数人一样，天然地向往着蛮荒和野性世界。她在电视上看了以后还不过瘾，老对义父说：什么时候能去非洲亲眼看一看？她的心愿最终促成了这次非洲之行。现在，因为在扎伊尔耽误了几天，时间有些晚了，角马的大迁徒已经开始。狄克森租了一辆吉普，提前赶往格鲁美地河等侯角马群，这条河与迁徒路线斜交，是迁徒途中唯一的水源，角马群肯定会经过这里。司机兼向导是一个土着马萨依人，鼻子上挂着奇形怪状的饰物，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他只会说很少的法语，而狄克森的法语也仅够最简单的交谈。不能沟通时，马萨依司机就露出白牙齿憨厚地笑，恭顺地对客人的连连点头——然后照着他自己原来的想法去做。后来狄克森父女干脆把行程全托付给他，反正这是没法的事儿。其实这位马萨依人已经是部落里少有的“现化代先驱”了。吉普车途中经过一些马萨依部落，这儿完全没有现代文明的任何痕迹，居民住在一种用牛粪砌成的房子里。他们很热情好客，在路边向吉普挥手，群声尖叫，露着白牙齿憨笑。他们虽然贫穷，但都很健康，黝黑的肤色，弹性十足的步伐，洋溢着十足的活力和野性。看着他们，梅茵不由想起扎伊尔那些同样贫穷但却失去了健康的人群，心想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了。那时她有一个想法：也许处于蒙昧中的土着人并非不幸福，反倒是刚刚接触现代文明的土着人要承受苦难。

他们在河边停下，车上有毛毯，铺在地上就是简单的床铺。他们吃了干粮，喝水就喝河水。这对梅茵来说已经不啻琼浆玉液，在扎伊尔疫区，他们一直在饮用水中加碘化物杀菌，味道极为难喝。那晚他们乏透了，很快入睡。第二天，太阳升起后，忽然地面之下隐隐传来擂鼓一样的声音。司机兼向导趴在地上听听，指着远方兴高采烈的说：

“来了！来了！”

地平线上腾起大团的烟尘，然后，清晨的阳光照出一片流动的生命，一条肉体的洪流。成百万头角马和斑马以磅礴的气势从南边出现，向格鲁美地河跑过来。草食动物群的周围则是狮子和猎豹，它们不紧不慢地跟在旁边，盯着群体中的幼仔，有时借着尘土的掩护发动一场奇袭。角马和斑马群对此逆来顺受，只有母马扑过去同狮群缠斗一会儿，但这通常改变不了幼仔的命运。等幼仔的死亡已经无可挽回时，母亲们悲哀地嘶叫着，抛下幼仔的尸体，回到角马群中，继续它们的行程。现在它们到了河边，陡峭的河岸下就是它们十分渴望的饮水，但冥冥中的本能告诉它们，河里同样有凶残的敌人——鳄鱼。领头的角马磨磨蹭蹭地走向河岸，走几步，嗅一嗅，嘶叫一声，又退回去，进进退退犹如死亡之舞。身后的角马群也闻到了水的气息，迫不及待地向前挤过来，慢慢将前边的角马向河里挤去。终于，汹涌的角马群将一头角马挤到了水中，它恐慌起来，四肢乱蹬地往回扒，在角马群中引发强烈的骚乱。隐伏在水下的鳄鱼乘势开始进攻，利齿一闪，咬住一头角马的脖子，又用剧烈的翻滚把角马的喉咙撒裂。紧接着又有几头角马被咬死，拖入水中，鲜血在水中扩散，染红了大片的河水。这时大部分角马反而不害怕了，悲壮地嘶叫着，踏着同伴的尸体甚至鳄鱼的身体，汹涌地向对岸涌过去。这中间仍不时留下几个牺牲者，但大批角马顺利抵达彼岸，在岸上蹦跳着甩干身上的水，一刻也不多停，立即向对岸的草地跑去。它们的欢快之情似乎伸手可掬。

马萨依向导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场景，他已经是见惯不惊。梅茵则被深深打动，几乎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毕竟亲眼所见比电视上的场景更为真切。这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物种的宿命。尸体侧畔是流动的生命之河，个体的牺牲换来种群的延续和昌盛。这幕活剧已经上演了亿万年，还要永远延续下去。她的心弦被拨动，发出悲凉悠长的共鸣。她不想让义父看见自己流泪，就把脸扭向一边。实际上狄克森的震动也不在女儿之下。

一头角马从鳄鱼的利齿下逃生，摇摇晃晃地爬回这边河岸。它受的伤看来并不重，但晃悠一会儿，最终倒在地下，倒下的地点离这儿不远。作为一个流行病家，狄克森对此很敏感，对梅茵说：

“它像是生病了？走，咱们去看看。”

两人走过去，蹲下去观察。果然是一头病角马，流泪，流涎，口腔黏膜潮红，坏死处呈现深红色的地图样烂斑。倒下时，屁股后还拉了一摊带血色的稀屎，恶臭异常。它看见两人走近，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已经无力起来了。一头豹子一直在窥伺着这头角马，这会儿慢慢走过来，朝他俩凶恶地呲牙咆哮。向导忙把他们拉到吉普车上。豹子并不打算与人类为敌，衔上战利品迅速撤退，藏身到树丛后。狄克森在车上盯着豹子消失，对女儿说：

“那头豹子其实是在做好事。那头角马得了牛瘟，已经没救了。被豹子吃掉，反倒减少了在同类中传播的机会。”

他向女儿介绍了牛瘟的有关知识。牛瘟也是病毒引起的，是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以消化道黏膜坏死为主要特征。在家畜和野生动物中都能传播，OIE（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A类疫病，它对家畜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不亚于人类中的天花。梅茵认真听着，没有说什么，等到吃晚饭时她忽然问：

“爸爸，你说牛瘟是高度传染性的疫病，为啥野生角马群没有被牛瘟灭绝？你看，角马和人类一样也属于哺乳动物，身体结构大致类似；它们这样密集地迁徒，挤挤蹭蹭地，比大城市的人群还要容易传染。再说，”她笑着说，“角马社会中没有医学，没有疫苗和抗生素，没有讨厌的隔离服和面具。”

狄克森笑了，前几天穿防护服带面具，把梅茵折腾苦了，最后一天她坚决不再穿戴，狄克森只好答应。他说：

“对啊，要是这成百万头角马都带上防毒面具，那才威风呢。”停停他说，“角马社会中也有医学的，那是上帝的医学，是自然淘汰。容易患病的个体很难活下去，不是病死就是被吃掉，于是种群中只剩下抵抗力强的个体。当然这种办法在人类这儿行不通。从希波拉底时代开始，医学就与人道主义密不可分。医学建基于对个体命运的关切之上，医学的目的是一行大写的金字：救助个体，而不是救助群体。”

“哼，至少这些野生动物们活得非常自在。你看这些角马们，多么强壮，多么生气勃勃！看着它们在草原上奔跑，我觉得它们不是肉体生命，简直是飞舞的精灵。所以嘛，依我看来，上帝的医学和人类的医学一样管用。”

这句话让狄克森一愣。他想我（我们）真是瞎子啊，搞了30年的医学研究，却一直闭眼无视这个最明白的事实。现代医学已经发展成无比巍峨的大厦，其成就足以使人类精英们自我膨胀，藐视上帝。但跳出医学的圈子回头看看，就种族的整体而言，人类的健康水平并不比角马强，甚至还不如后者。现在，上帝在非洲的荒野上导演了一场大剧，演员是数百万头活力四溢的生灵。生灵们用形象的语言诠释了上帝的意旨——而且是一个孩子首先看懂了。他叹息道：

“不一样的。”

梅茵不服气：“为啥不一样？”

狄克森苦笑着说：“我说不一样，是因为上帝的医学似乎更管用。在上帝的医学里，个体时刻处在死亡的危险中，但种群就整体而言与病原体的关系是稳定平衡，有起伏，但不会太剧烈，不会因某种原因突然崩塌；而在人类的医学中，虽然个体受到了最充分的保护，但就人类整体来说，与病原体的关系是不稳平衡，有太多的因素会使整个体系突然崩塌，像出现超级抗药病菌、出现新病毒、天花真空突然被打破，等等。”他沉思着说，“真的，科学家该认真想想你提的问题。”他又说，“说到问题，我想起在内罗毕机场，史密斯提的那个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是吗？”

“嗯。答案是这样的：病原体与宿主的关系，从总体上说确实趋于温和化，这个观点没错。非洲的病毒因为历史久远，比其它大陆更具多样性——是更为多样，而不是更为凶残。其实它们在原来的宿主种群中，像绿猴、大猩猩等，也是温和的病毒。仅仅因为人类过于剧烈地搅乱了原有的平衡态，再加上非洲病毒的多样性，才造成它们在人类中的凶残。”

那时他举的例证中还少了重要一条：世纪灾疫艾滋病早期在非洲农村中也曾是相对温和的传染病。梅茵沉思着：

“噢，是这样。”

晚上，河边仍滞留着大群的角马，它们大都吃饱了，喝足了，甩着尾巴，在河边悠闲地踱步，幼仔在母亲腹下钻来钻去，玩得兴高采烈。狮群仍在附近，也都吃饱了，卧在河边休憩。角马、斑马和瞪羚此时对狮群视若无睹，甚至敢到离狮群很近的地方玩耍，它们凭本能知道，当狮子的肚子下垂时就表示它们吃饱了，这会儿决不会杀生的。晚霞笼罩着草原，河边洋溢着安祥静谧的气氛，就像白天的屠杀根本没出现过。

他们决定仍在这儿露宿。虽然国家公园的旅游须知上禁止这样做，但——连小角马都不怕狮子，何况是他们？马萨依向导更不用说了，他们历来把狮子角马看成家族的成员。向导铺好毛毯，很快就安然入睡。梅茵和父亲盘腿坐在草地上，仰望天穹，看晚霞渐隐，繁星渐现，一轮新月慢慢升起。四野笼罩在黑暗中，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人类文明的任何痕迹。大自然已经这样运行了几十亿年，还要继续运行下去，不会在乎一个小小星球上某种渺小生物的兴衰枯荣。

梅茵不知不觉间趴在父亲腿上睡着了，深夜她醒来，见父亲仍保持着同样的坐姿，仰望天穹，目光闪闪发亮。她喃喃地问：爸爸你还不睡？不记得爸爸说了什么，她又迷迷煳煳地进入梦乡。那晚狄克森差不多坐了一夜，日后十字组织的“教义”，就在这个晚上基本成型。他认识到，生物世界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已经天然达到最稳定的平衡态。如果过于剧烈地干涉就会酿成大祸，实际上人类的多少次疫病都是因社会剧烈变化而引发的，科学所引发的灾难和它对人类的造福几乎一样多。并不是要人类回到角马那样的自然状态，想回也回不去了，人类自从掉了尾巴也就断了后路。人类只能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这是进化的宿命。但至少我们在变革大自然时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要尽力维持原来的平衡态，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梅茵当时并不了解义父在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但她感觉到了。早上义父摇醒她，说：起来吧，你看非洲的拂晓多美！景色确实美，向上升腾的雾霭中，远处动物们的影像扭曲流动，恍如梦幻中的精灵。义父的笑容同样美，笑容是从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他脸上焕发着奇异的光彩。

注：本节对非洲疫区的实景描写，参照了美国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所着《第四级病毒》。

狄克森的葬礼在第三天举行。金市长亲自去看守所作保，为两名在押被告人请了假，让他俩也去火葬场参加了葬礼。几名十字组织的成员自然都来了，还有薛愈，除此而外没有旁人，吊唁大厅里空荡荡的。火葬场的氧气炮轰鸣着，哀乐低回。老狄克森的项上的十字架被取下，交给梅茵，他的遗体在异国他乡变成一坯温热的骨灰。梅茵把一半骨灰就近洒到了河里，另一半骨灰托苏珊女士带回美国。虽然义父是一个世界公民，没有地域和国家的概念，但那儿毕竟是他的故乡，他若地下有灵，回到故乡还是会感到更亲切一些。

第二天法庭开庭。薛愈早早到了，为金市长占了一个位置。孤儿院今天轮到陈妈来，她坐在薛愈另一边，担心地絮叨着：梅院长咋样？会不会判刑？梅院长真是祸不单行，婆家奶刚去世，干爹也死了，自己又要坐牢，一个人咋受得了这么多祸事呀。

今天金市长也来得很早，坐下后，陈妈认出他，忙俯身过来，把那些话又说了一遍。金市长安慰她：

“判刑不判刑得法院说了算，不过看上一次开庭的情况，也许会轻判的。”

“那就好，那就好。”

昨天市政法委牵头，市委、市政府、公检法有关人员碰了碰头，认为这次法庭审判的主要目的——彰示中国的清白——已经达到，既然如此，对梅茵的判刑可以不必太苛求。如果她的律师能让她脱罪，那就不妨送个顺水人情，反正梅茵的作为并非与人类为敌，意图还是好的。再说，她最主要的罪名——从国外偷运天花病毒入境——缺乏有力的证据。碰头会上公诉方的态度也有所软化。

那几个外国人也来了，仍坐在原地，中间仍然空了一个位置，无疑是为死者留的。老人死了，但他仍活在众人心中。后排的记者们有些认出了金市长，指着他窃窃私语。被告、公诉人和审判员们都到齐了，宣布开庭。审判长问：

“被告方上次说要对天力公司实验室的病毒样本重新鉴定。请你们提供第二次鉴定的结果。”

被告人律师苦笑道：“已经用不着了。我的当事人决定把无罪抗辩改为认罪。”

法庭中平空落下一个炸雷。听众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薛愈震惊地望着梅老师，身边的陈妈怀疑地问：小薛他说啥？他说梅院长有罪？前排的几十名中外记者非常困惑地互相问：被告表示认罪？下面吵吵的声音太大，法警过来让他们肃静。另一名被告孙景栓显然也很意外，不解地侧脸盯着妻子。梅茵的律师满脸无奈，明明白白是在告诉别人：那是被告自己的决定，跟我无关。

也许最困惑的人是金明诚。上次庭审对被告非常有利，市里又和检察院做了沟通。昨天他去探望过梅茵，把这些情况隐晦地通报了她。在这个关头她怎么会突然表示认罪？

审判长的惊讶显然也不在众人之下，他扭过头同左右审判员低声说了两句，转过头来问被告：

“被告，你确实承认有罪吗？”

梅茵平静地说：“对。我确实从俄罗斯偷运入境了天花病毒。给我提供病毒的威克特科学家斯捷布什金并没有做过减毒工作。所以，在偷运入境时，它确实是烈性的四级病毒。”

“你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我是执行义父狄克森的教义——用实际行动打破科学造成的天花真空。此后我对这些天花进行了十几年的减毒培养，但并不是把它们变成减毒活疫苗，而是培养低毒的、可以在自然界独立生存的病毒。这种低毒性病毒是一个新的医学概念，是否需要我做一点解释？”

她问审判长，后者点点头。她说：

“先说活疫苗。与死疫苗、抗****、类****这类免疫方法相比，活疫苗有很大的优势：它在病人体内能够自我繁衍，这样能充分发挥生命体的优势，免疫效果比较长久。但是，‘生命体’的优势在活疫苗身上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为它必须首先在工厂里培育出来，所以仍是相当低效的办法，也难免受制于‘人’的因素，无法形成人与自然的稳定平衡。比如说，如果战争中断了疫苗生产、储存和分发的链条，疫病就会复燃。而低毒病毒就不一样了，它们在自然界有较强的生存能力，能够排挤原来的强毒病毒，形成低毒的优势种群。它们能使人轻微发病，病人痊愈后会获得对这种病毒的终身免疫力。总之一句话，培养低毒病毒、主动投放到自然环境中，用这个方法可以加速病毒的温和化，打破危险的天花真空。”

这番话专业性太强，听众的表情表明他们都没听懂。能听懂的人，除了孙景栓和几个十字组织的外国成员，恐怕就只有薛愈了。他受到很大震动。这是个全新的概念，如果梅老师真的能做到——从南阳的天花疫情来看，她基本上做到了——无疑是个历史性的变革，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琴纳发明牛痘疫苗，弗莱明发明抗生素。同时他也感到震惊，震惊于她说的“主动投放”，这四个字的内在含义太可怕了。但审判员们和听众们显然还没从眩晕中清醒，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梅茵微笑着说：

“这段话比较艰涩，举几个浅显的例子吧。如今人们常用的嵴髓灰质炎疫苗就是活疫苗，在长期的使用中，大量活疫苗排泄到自然环境中，现在已变成了自然环境中的优势种。当然这只是无意中成就的低毒病毒，而我是有意这样做。再举一个医学之外的例子，美国林业部门多年致力于防范林火，但防范措施越成功，森林中可燃物的堆积越厉害。等到超过临界值就必然引起一场大火，任何防范都无济于事。所以，美国有关部门在经历了几次巨型火灾后，已经改变了观念和办法，即放任林火燃烧，甚至有意来一些低烈度的纵火，及时耗尽森林中的可燃物质，破坏灾难发生的临界状态，以此来预防损失更大的巨型火灾。这种方法其实与投放低毒病毒的方法完全一致。”她以一句话做结束：

“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机理都是相通的。”

审判长终于理清了她说的话，极为困惑地问：“你是说——孤儿院的天花病毒是你有意投放的？”

梅茵直视着他，平和地说：“对，我想点一把小火来烧毁非常危险的天花真空。我说的低毒病毒就放在那次集体生日的蛋糕里。”

又是一道无声的霹雳。刚才她在对低毒病毒的作用娓娓而讲时，很多人在内心里是赞同的，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记者们。但只有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那个方法真正意味着什么，都感到不寒而栗。这句话也如闪电一样，划破薛愈脑海中的迷蒙。他早就怀疑，为什么这儿实验室的天花漏泄，从时间上是紧随着美国的天花袭击，未免太过巧合。如果是主动投放，这事就能解释通了——梅老师是想借美国的疫情，趁乱投放低毒天花病毒，这样不易为人察觉，可以减轻社会的敌意，操办者也不至于获刑。她的这个计谋几乎成功了，只是在老狄克森死后，梅老师才决定把真相和盘托出。还有，梅老师接受张主任质询时曾说，那次她带薛愈参观实验室时曾打开过菌种冷藏箱，无意中造成了漏泄。不，当时她根本没有打开过。薛愈是做了伪证。他这样做，在潜意识中是为了逃避某种可能，这种可能性他当时甚至不敢深想下去！

身边的陈妈听不懂梅院长刚才的话，但最后一句话听懂了。她转向薛愈，两眼木呆，喃喃地说：

“小薛，梅院长她说啥，把天花病毒放到生日蛋糕里？我一定听错了。小薛，我是听错了，对不对？”

薛愈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回过头，与另一侧的金市长相对苦笑。陈妈从他的表情中知道自己没有听错，她平素敬为圣母的梅院长确实在孩子们的蛋糕上撒了病毒。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愣了一会儿，大哭着跑出审判厅。

她的举动在大厅里激起一阵纷扰。法警让肃静，继续庭审。审判长这会儿也很困惑，依案情的审理情况，特别是上次案件研究会上形成的共识，他已经准备轻判梅茵。但这会儿她突然当庭认罪，承认走私病毒及投放病毒的具体罪行，那事态发展就只能向另外的方向走了。他问：

“被告是否承认，你有意向孤儿院投放病毒，从而造成了马医生的死亡和梅小雪等人的毁容？”

金市长和薛愈都一下子掉到冰窖里，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梅茵是“故意杀人”。孙景栓也悲哀地看着妻子，他完全清楚妻子的心理脉络，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但这样一来，她的结局就非常悲惨了。孙的律师李岩轻咳一声，示意孙景栓镇静，越是这样，越是要把自己同她撇开。梅茵的律师这会儿完全成了局外人，只能怜悯地看着当事人一步步向深坑滑去。没办法，她完全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她执意这样做。上次庭审时，杜律师几乎已经打赢了这场官司，但现在他空有一身屠龙之技，却无处可用。

梅茵回答：“我并非有意，但我在投放低毒病毒时确实能预见到这种后果。为了让投放的病毒有足够的‘唤醒免疫力’的作用，它必须保持一定的毒性，对绝大数人无害，但对少数特别敏感者仍能造成伤害。其实还有一点，低毒的天花病毒在自然环境中也有可能变异出烈性病毒来，虽然可能性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上帝憎恶完美，任何人、任何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是没办法的事。”她直视着审判长说，“我并不想以玄谈来为自己脱罪。我对马先生的死和梅小雪的毁容负有全责，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审判长这会儿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问题不大妥当，如果造成“法庭要按故意杀人定罪”的印象，以后就不好转圜了。他随即提了一个新问题：

“我想问一下被告，狄克森先生对低毒天花病毒的研究，”他有意加重了“研究”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在刚才的定性上悄悄后退，“为什么不在美国进行？那儿的环境应该更适宜。”

梅茵很干脆地否认：“不，那儿不适宜。这种新的医学观点要想成为新医学，必然取决于社会的深层意识。西方社会非常崇尚个人，为了一个大兵瑞恩可以牺牲几十个人。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历史的进步，但像世上任何事情一样，它也有两面性。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医学观——只救助个人，不关心群体——忽视了人类作为种群的利益，这和新医学的观点恰好背道而驰。狄克森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天然地浸透了集体主义，又没有全民宗教信仰，伦理上的禁忌较为宽松，这种种优势在全世界唯此一家。所以他慎重决策后，把突破点选在中国。”

法庭的情绪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这番话满足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的自尊心，多少熨平了听众刚才产生的敌意。梅茵又说：

“我有一个要求：请WHO的松本先生对低毒病毒的功与罪提供证言。”

按照法庭规则，开庭前被告方已经把要传唤的证人名单提交法庭，审判长同意了。这些天一直沉默不语的松本先生走上证人席，一位日语翻译跟着他。

“你的名字和职业。”

“我叫松本义良，在世界卫生组织特殊病原体分部工作，是WHO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

“请向法庭陈述。”

“对于梅茵博士的行为是否违犯了中国现行法律，我当然不宜于表示意见。我仅代表WHO十一名资深专家向中国政府唿吁：保留梅茵博士的实验室和她培育的低毒天花病毒株。这种低毒病毒的防病方法是否有价值，是否会成功，只能等待历史的验证。但至少已经确认它对人类的毒性很低，是基本安全的。以这种方式保留天花病毒株有益而少害，权衡利弊，应当允许这项研究继续下去。”

他念了在证言上签名的十一名医学科学家的名字。又补充一句：

“噢，对了，我们十一人将努力说服WHO，为这项研究提供长期资助。”

他向审判员和听众都鞠了躬，走下证人席。

这段证言有效地改变了法庭气氛，把梅茵的“刑事犯罪”拉回到“学术研究”的位置。审判长让公诉方和被告方都做了最后陈述，然后休庭，审判员们闭门讨论，一会儿要当庭宣判。休息期间，旁听席上充斥着紧张的气氛，几乎划根火柴就能引爆。人们三三两两交谈，努力压低声音，仿佛声音大了会影响到宣判结果。旁听者的心理很矛盾，差不多都同情梅茵。这是位殉道者，没有任何私利，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她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但依“现行的人类法律”她肯定无法脱罪，如果“故意杀人罪”成立，按中国刑法是要判死刑的。对于梅茵这样的圣人，这个结局太悲惨，无人能接受。可是——想想她竟然往孤儿的生日蛋糕上撒放病毒！无论是低毒性高毒性，这么做都太过分了，没人能从感情上接受。几个外国记者凑到松本义良、拉斯卡萨斯那一排，用英语低声商量着：如果真的判了死刑，是否可以请一些外国元首出面，唿吁赦免。金市长坐得离他们不远，他的英语水平不行，就让薛愈为他翻译。薛愈问他：

“有可能判死刑吗？”

金市长原来有把握对梅茵轻判的，但法庭上波谲云诡，这会儿他也说不好了。只是说：“耐心等着吧。”

三个审判员依次回到法庭，众人起立，开始宣读判决书：

“本院认为，被告梅茵，其行为已构成传染病病毒、菌种扩散罪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被告人梅茵犯传染病病毒、菌种扩散罪，判决有期徒刑六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被告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决有期徒刑五年；二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即自2011年10月12日起到2019年10月12日止。”

梅茵的律师杜纯明松了一口气，这个判决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与他决定打这场法律之战时的初衷相差太远。但这是梅茵有意而为，依她自承的罪名本来可以判死刑的，毕竟中国的法官们能够把握分寸。下面的听众，包括薛愈、金市长差不多也是这个心情。也许最轻松的是梅茵，她毕生从事的工作让她欠了太多的良心债，欠斯捷布什金的、马医生的、孙奶奶的、梅小雪的，甚至金市长的、薛愈的，现在，她把这些债连本带息一次付清了。

下面对孙景栓的判决已经没有悬念。法庭对他明显网开一面，最后判决他犯玩忽职守罪，有期徒刑 6个月，缓刑6个月。孙景栓听完判决马上把目光转向梅茵，自己如愿脱罪了，但妻子却得蹲七年大牢。纵然这是两人在被拘捕前的共识，但他仍觉得于心不忍。梅茵回了一个灿烂的笑，嘴唇翕动着，孙景栓非常明白地读懂了她的话：

小雪。帮我照顾小雪。

梅茵侧过身，对杜律师低声说：“谢谢。”杜律师遗憾地摇摇头。梅茵也向后边的听众，尤其是八个外国人、金市长和薛愈，用目光表达了谢意。法庭要闭庭了，这时听众席上发生一件意外。是薛愈的舅舅赵与舟，这些天没人注意到他，连薛愈也几乎把他忘了，但他其实一直在旁听席上。这会儿他忽然站起来，愤怒地喊：

“法庭徇情，重罪轻判！我强烈抗议！我要在网上公布我的抗议，你们等着接受世人的谴责吧！”

法庭上除了薛愈和梅茵外，没人认识他，都不知道这个老头儿为啥会突然跳出来。有人好奇地看他，在他背后嘀咕着：这老头儿是谁？是不是与梅茵有私仇？赵与舟听见后边的私语，非常委屈。他与梅茵没有任何私人过节，他的义愤完全是无私的，是科学信徒对科学叛徒的义愤。这个走火入魔的女人已经蜕变成了杀人的女巫，但法庭却轻描淡写地判了仅仅八年刑期，甚至还有不少人同情他！这个世道太令人失望了。群众的好奇心显然有限，不一会儿他周围的人都离开了，连记者也都走了，没人来采访他。薛愈想过去劝他，但犹豫片刻，摇摇头，径自走出去。赵教授未免尴尬，气嘟嘟地离开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