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普尔带弗雷德丽卡去布卢姆茨伯里广场看自己常看的医生，医生是一个性格开朗、有点富态的男人。托马斯和弗雷德丽卡在那间公寓里所组成的临时家庭，经过了两个月，竟然在形态上有点像惯常的婚姻一般。比如说，对日常购物单的和谐讨论，对莉齐、西蒙和利奥三人稚拙情感和天真友谊的评说。当然，托马斯和弗雷德丽卡也谈到了书，就是弗雷德丽卡在学院的新课程里所要讲解的那些小说，她所任教的学校叫作圣母学校，两人还谈到如何将在圣母学校和在艺术院校的教育方法调和得更一致更和谐。利奥在这期间很是安静，偶尔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却不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没想到儿童在使用语言时，也会如此留心。利奥说：“他们会想我的。”并且强调：“马儿小黑会想我。”他望向弗雷德丽卡，从她面上探寻她的意向，弗雷德丽卡尽量向他传达出一种稳固的冷静、一种短暂的确定和对这一切的信赖。

弗雷德丽卡的伤复原缓慢。溃烂、化脓，又裂开，她的伤口透出一种亮粉红色，这种颜色一看就不对劲，都流出脓水来了。

弗雷德丽卡正要出门，托马斯·普尔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别忘了拿出勇气，”托马斯说，“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

弗雷德丽卡转脸看他。他常常在这种时刻要亲她一下，这看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利奥则突然出现在门道上，弗雷德丽卡立即“缩回”原来那个自己，弗雷德丽卡仓促间举起手，避开那还没有成形的一个吻。

“哦，抱歉。”托马斯·普尔下意识地说。

“没关系。”弗雷德丽卡说。

那位名叫利马斯的胖医生，探查检视后，把弗雷德丽卡的伤口包扎起来。他说话时，语调挺愉悦：“这个伤情况看起来可不大好啊，有点儿难办，你不太走运啊。”

弗雷德丽卡说：“还有别的病症。”

“告诉我。”医生说。

“好像我的阴道也不太对劲，整个阴部都有问题。我的阴道非常疼。还长出一些类似脓疱的东西，有的还结了痂。”

她精准。她羞愧。她疼痛。

医生收敛起笑容，给她做了个简略的诊察，写了张单子，告诉她必须得去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性传染疾病医院的诊疗所。弗雷德丽卡自然是觉得满腹愧疚，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在性方面极其放纵，她以为自己侥幸地躲过了对后果的承担，现在她垂头丧气。

“你上次性行为是什么时候？”医生问她。

“是跟我丈夫，我婚后，就只跟我丈夫有性行为。”她的坦承有自我引申的作用，她的愧疚瞬间转化成恼怒。奈杰尔内衣抽屉底那只雪茄盒子里的画面，在弗雷德丽卡眼内一闪而过。她把她极不舒适的双膝并拢在一起，感觉到疼痛、苦恼、不安、割裂，这些感触在她起身行走时紧紧跟随着她。

“我了解了，”医生若有所悟，“这不是一段很明智的婚姻。”

听到这种不费力的断言，弗雷德丽卡有一种为奈杰尔辩护的刚愎的欲望，尽管她的怒气丝毫未消。或者她只想为自己辩解，辩解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不智。她只好说：“有时候事情会发展到脱离你的预期。”

“没错。现在你最好尽快去米德尔塞克斯郡就诊，以防你的病情恶化，还有，避免性行为。”

“我简直无法再去想象自己会想做那种事情。”

“也不尽然啊。”医生说，口气中似有一种兴高采烈的顺从。

“喂喂，”电话那端又是那个洪亮的声音，听起来和蔼却令人厌烦，“我找那个叫丹尼尔的传道人，那个叫丹尼尔的代理人，那个叫丹尼尔的死气沉沉的说教者代表。丹尼尔，你好吗？”

“我好不好与你无关。不过，我还好。你呢？”

“我既受虐也受伤，我的朋友，看不见的部位正在淌血。昨天晚上，我又去讲大道理，我把这当成我的义务——每个人不时都要建立一点近乎理想式的义务心理，以便更好地存活于人类社会。我认为，少许的人类社会存在感，会让人有条不紊，如同人类交媾的甜蜜滋味，甜美的丹尼尔，无形的丹尼尔——哦，亲爱的代理人，我隐隐切盼着，我可否至少提高一个人的理解力？所以，我去我邻近的小酒馆，去散播一点说教。我告诉他们——那些无法凌驾于怜悯心之上的有爱之人多么可叹！可是恶魔却告诉我：‘即使是上帝也有它的地狱——它对世人的爱即是地狱！’后来，恶魔又对我说：‘上帝已死，它的死因是对世人的爱。所以对怜悯心保有警惕吧，因为不久之后，那将成为世人头顶密布的厚重残云！不过，同时也要记得：一切伟大的爱都在怜悯心之上，因为这些爱有创造的欲望，能创造出被爱的事物！’‘我把自己献给我的爱，我爱我的邻人，就像爱我自身’——这就是所有创造者的语言。创造者的语言却是难懂的。他们说琐罗亚斯德（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公元前583），又译为查拉图斯特拉，是琐罗亚斯德教（也被称为拜火教、祆教或白头教）的创始人。）的语言（该句原文是“Thus spoke Zarathustra”，字面意义上是指琐罗亚斯德所说的语言。）。他们可能说的是德语，但我不觉得你所受的教育里包含这种前敌对国的语言。哦，传道人，你听起来可真是一点也没有承袭伟大的欧洲文明。因此，当我在邻近小酒馆对我们那群当地人撒下这番珠玉言论之后，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摁着我的椅子、扯着我的裤子，用他们脚上的靴子，对我的肢体造成了更多局部伤害。甜美的丹尼尔，你根本不须动用一点儿悲哀，就能看到他们的靴子、脚踏车链子和一个砸坏的玻璃酒杯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你有人性吗，丹尼尔？这一点我总是怀疑，因为你对我这么不亲切，就连你那死去的主上交代你抚慰我的伤口这件事，你也表现得迟疑不决，但我真是饱受折磨啊，哦，牧师、哦，你，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就是你的工作，我说得没错吧。你睡着了吗？噢，你这个约克郡人！你就不能再守护我多一会儿吗？”

“我没睡着。我正守护着你。你应该找霍利教士聊聊。他读过尼采，他研究上帝已死的神学理论。对我来说，我认为你和霍利教士会有一场精彩的论战。同时，听到你被殴打的消息，我不无难过，但是，恕我直言，我看你这完全是惹祸上身，连我有时候也很想殴打你一顿，如果我能锁定你的身份。”

“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喜欢评断别人的判官。终于来到这一刻，你能让我听到一些真心话，终于来到这一刻，我们能融洽相处，也不枉费我从最初把我这个声音孜孜不倦地灌输进你那不情愿和毫无准备这一切的耳洞里。我短暂的爱人啊，我必须说，我深深地想被殴打一顿，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被揍成碎片，被撕得稀巴烂，被打到混沌得像一团肉酱，或翻搅成一锅肉汤，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我自愿化成那个样子给你看。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巷道中，我苦寻着你，但不见你的踪迹，于是我把正义的红色袍子翻转，看到内襟藏着令人惊惧的施虐和殴打工具，但我亲爱的丹尼尔，你是我身穿黑白法衣的警诫者、惩罚者，可惜我遇不到你，你可知道我的小穴渴求着你，还有我下身的脏器和我那不安的舌头……”

“你听好，我一点不想惩罚你，也不想惩罚任何人。我也不穿黑色白色的法衣，让可能喜欢这种东西的你空欢喜，我穿的是没有什么款型的灯芯绒裤和套头针织衫，所以别再瞎说了。你需要我把电话转给霍利教士，让他和你聊聊尼采和上帝已死论吗？”

“对我来说，跟一个像你一般对这些事情毫无容忍和不屑一顾的人谈论，才更加有趣味性——我看要改变你这个信仰早已缺失的预言家，得付出的可不是一般的技巧，要克服的困难也非同寻常。要是跟你那位霍利教士谈话，搞不好会像跟那些已经皈依的人继续在他的信仰范围内传经讲道一样，是一件易如反掌又枯燥至极的事，没什么意思。”

圣西门教堂地下室的楼梯传来一阵扰攘。从螺旋阶梯上降下了沉重的脚步声，那脚步迅疾、果决又匆忙。在丹尼尔身后，金妮已经先站了起来，把毛线针紧抓在手上，像要用来防身似的。

一个声音响起，尖厉、浑厚、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声音：“请问丹尼尔·奥顿在吗？我被告知要来这里找他。”

金妮应答：“他正在工作。基本上我们这里不接待访客。但我们楼上有个起居室，你可以在那儿喝杯茶。”

来者说：“我才不是什么访客，你这个蠢女人。我现在必须见丹尼尔，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人事务。”

“我不大清楚他现在有没有空见你……”金妮说。

“我听到嘈杂声，”电话听筒那端的“钢线”用颤音说，“你分神了。我得去躺好，舔舐我那些可怜的伤口了。你可以幻想我舔的样子，我迟钝的朋友，快幻想我的舌尖与血痕的触碰。”

“还能更糟一点吗，”丹尼尔说，“简直没有比无法挑动欲望的人做欲望挑动之事更糟的了吧。”

“啊，你绝对有点被挑动起来了，我听得到。你怎么可能一边是基督徒，一边却不被血的翻涌和气息挑动起来呢？我亲爱的迟钝的朋友。”

“那边那位就是丹尼尔·奥顿吗？”来者问。

“你也看到了，他正在通话中。”金妮答。

“占用你一点时间，奥顿先生。”来者对丹尼尔说。

“真叫人兴奋……”“钢线”没说完，丹尼尔就把电话听筒放回原位。丹尼尔转向这个直奔自己而来的访客。一个黝黑、体形厚重的男人，跟丹尼尔差不多的身高，头发修剪得整齐，一身西装，丝质领带，下巴铁青，眉毛浓密得纠结在了一起。

丹尼尔边对来者伸出手，边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看是你把我的太太藏起来了吧。我正到处找她，我觉得可能藏匿她的人是你。把她交还给我。”

“依据保密条款，我们不能违背职业准则……”

“你不认识我。我和你是亲戚，虽然听起来不是真的，但的确有这么回事。我是奈杰尔·瑞佛。我太太是弗雷德丽卡。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我听说过你。你娶了我太太的姐姐，你太太死了。我知道你的事。我认为我太太投奔你来了。她离家已经两个月了，我不停找她，也找不到，当然我找你也并不顺利。我考虑过了，结论是她肯定会来找你。你写过信给她，我见过那封信。我不想伤害你，也不想伤害她，我只想找到她，带她回去，还有我儿子，我也得一并带回去，他是应该跟我在一起的。他一辈子都应该跟我在一起。所以，请你告诉我，我太太在哪里。你告诉我她身在何处就行，我不想伤害她，只想要回她。”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失踪了。”

“我不相信你！你绝对知道她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丹尼尔说，但不妙的是，他补了多余的一句，“她看起来像做了一件对的事。”

奈杰尔抽身向后，冲丹尼尔的脸上砸了一拳。丹尼尔踉踉跄跄，慌里慌张地伸出一只胳膊来保护自己的头。金妮·格林希尔在忙乱中按下了一个应急按钮，突然间轰鸣又刺耳的铃声在他们这座地下室的上一层嗥嘶起来。他们的确是常常被访客攻击，后来他们发现有了这个铃声装置能够喝阻访客实施进一步的暴力攻击。他们和当地的警局也达成了共识，只要铃声大作，警局会派人来“看一看”情况。此刻，对于这个现场里的人来说，这个尖刻的噪声确实起到一种令人发狂的效果。奈杰尔又朝丹尼尔刺出一拳，这一拳斜向落在丹尼尔的耳上。同时，奈杰尔那造价昂贵的西装发出撕裂的声音。丹尼尔一瞬间想起了“钢线”，“他该多后悔自己错过了这肉身激烈相撞的场面，还有这血色的汩流”。丹尼尔一直试图充当一个绥靖主义者的角色，但是他又觉得不该轻易放过那些加害者。他抢占了他的上风，一把揪住他连襟的领带结，用手抵着奈杰尔的喉结。

“你给我听着，我不说谎。如果我说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就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你最好搞懂这一点，节省咱们两人的时间。”

他很想揍奈杰尔，血从他迅速肿起来的鼻子中滴滴答答溅到奈杰尔的名贵衬衫上。奈杰尔稍想了一下，举起右手，朝丹尼尔还没有被伤到的左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丹尼尔心知肚明，奈杰尔也就这么点能耐，没有更多的别的本事了。丹尼尔想要回击，可内心太多挂虑。铃声嗥叫个不停，终于，一个警察出现在楼道尽头。丹尼尔，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警察说：“没什么大事，麻烦您跑来一趟，这是个误会引起的。”

“如果您确定一切正常的话，奥顿先生。”警察说。

“真的，全都是误会。”丹尼尔说。

丹尼尔，奈杰尔，两个男人怒目相视。竟然是奈杰尔先释出和解的善意。“我知道你太太的事，也知道她的死亡，你接受不易。而我的太太带着我的儿子离家出走了。我只想找回他们母子。”

丹尼尔眼前出现了死者的面目，那面目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他感觉自己整个头脑里血红一片。他出拳了，击中奈杰尔的嘴巴。又是一片血光四射，红浆迸发。

“老天！”奈杰尔含糊不清地喊，“对不起！我那么说不对。这真他妈糟透了！我们能坐下来吗？”

“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的话。”

“我已经说了，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不该那么说，我只是想……只是想……你是知道的……我把话乱说一通。听我说，在那段日子里，是我照顾着弗雷德丽卡走过来的。她每次哭，我都抱紧她。别打我了，我不过想说……你和我……咱们两人知道彼此却不相识。这是很私人的对话，我想告诉你，她当时在我的臂弯里哭得无休无止，我是说弗雷德丽卡。我就想她回来啊。”

奈杰尔喃喃自语，说的全是丹尼尔血红脑袋里的旧事，奈杰尔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那件事”，就是因为斯蒂芬妮，奈杰尔才娶了弗雷德丽卡。丹尼尔一言不发，愁望着地上。两个男人都愁望着地。金妮·格林希尔不合时宜地想到一个比喻：男子肤暗，如若黑牛。

“我已经越陷越深，也很想挽回一切，”奈杰尔对丹尼尔说，“给，你拿我的手帕擦一擦吧，我装着好几块手帕，都是干净的。”

丹尼尔默默擦着自己的血。

“好吧，我接受你的说法。你说你不知道她的行踪，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找她？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些开着路虎车来我家的混账朋友？但我记不得他们的混账名字。我多想让他们远离我们的生活，滚得越远越好。现在我想找到他们，却不知道从何找起。我想我儿子，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骨血，我爱他。一个父亲爱他的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在一块儿也是天经地义的——儿子应该和父亲住一起。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丹尼尔垂下了头。他自己的儿子在约克郡。奈杰尔的儿子跟弗雷德丽卡在一起，即使是男人中很有“母性直觉”的丹尼尔——对，就算是丹尼尔，也不觉得奈杰尔有希望找回儿子。丹尼尔从来没有完全地接纳、喜欢弗雷德丽卡。丹尼尔从某些层面上，根本不愿意去想弗雷德丽卡为斯蒂芬妮哭。“斯蒂芬妮是我的啊！斯蒂芬妮是我的啊！”

“每一天，”奈杰尔仍在诉说，“我都以为，今天弗雷德丽卡会联络我。我的奢望每天落空。”

“我会帮忙问问。我不是说我能找到她，我也不是说我有任何头绪要从哪里开始。我会尽量帮你传个话。让她联络你，她联不联络你是她的自由。”

“我去过她约克郡的娘家。我把她老爹的头往门上撞。我不是有意的，我抑制不住我的火气。我那么做一点恶意也没有。”

丹尼尔听着听着，笑了出来。

“有这么好笑吗？”

“他本人也经常说：‘我那么做一点恶意也没有。’我奉劝你，还是用平和的方式把她找回来吧。”

“我爱她。”奈杰尔说。

“爱？”丹尼尔轻声疑问，他的工作让他对这个字眼充满着一种职业化的恐惧感。他边指引着奈杰尔上楼，边对奈杰尔说：“你几乎毁了我的职业生涯，你打坏了我两只耳朵。我现在所能听见的就是哼哼唧唧和干扰声和寻常噪声。这很糟糕，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聆听。”

“真是一份滑稽的工作。我想这个工作令你不快吧，别人的苦恼，你又能帮上什么忙？”

“偶尔能帮上一点忙，偶尔地。”

“你听到了另一面的人生。”奈杰尔说，他好像忽然“出脱”了。他给了丹尼尔一张名片。“如果你听到关于她的任何信息。”

“我告诉过你了，我的耳朵已经不管用了。”

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我们伟大的设计者，”格里姆上校对已和他形同密友的图尔德斯·坎托说，“考沃特即将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群体之中那些娇柔稚嫩的乳儿身上，转移到稍大一点的那群小孩子身上，喋喋不休、趣致可爱的童言童语，能让阴暗的长廊复活，又或是美妙地扰乱成年人的沉思。”

“他自己身边并没有这样一个孩子，”图尔德斯·坎托说，“尽管他从没昭告众人，也没有人知悉他到底有没有那样一个孩子。”

“那却并不能阻挡一个热衷此道的人对此事发表见解。图尔德斯，我的朋友，千万别忘了，我们可都曾经是孩子，我们都同样在孩童领域里有真知灼见。”

“我们给予别人的建议，都来自久远年代里我们自己的那些畏惧和希冀，我们的人种就是如此这般地延续着。”

“但是考沃特，我愿上天庇佑他的灵魂，改造出一种全新的儿童，让其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后世因此便可遵循他的创造。”

“他或许会做出了不起的大事、善事，毕竟男人们、女人们都敬爱他。每次他讲演，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会孜孜不倦地聆听好几个时辰。人们可不会这样听我们说话，也不会遵从我们的要求。”

“在陈旧的年月里，那些我已经彻底隔绝的年月里，人们是遵从我的命令的。”

“但是，我亲爱的格里姆，那些不值一提的破旧年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一个人对众人许下了幸福的诺言，要是幸福无法降临，众人将会抱以怨恨。”

“如果他教会众人处世智慧，众人却将会宽解相待。”

“你真见识过这样的治世之道？”

“没有过。但希望就是人类最愉悦的沉沦。让我们去听听看我们的大设计者描画他要如何从母亲乳房上将婴孩全数解放的蓝图。”

“舌之剧场”挤满了要听考沃特讲解孩童教育理念的人，毕竟要被教育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而乱言塔里真正的孩子，有五六十个，则没有被安排出现在这个演说场合上，几位女士自发地联合起来照顾这些小生灵，教他们各种传统文化和手工艺，比如：说俏皮话、预读、写作、计算、语言、生死道理、歌唱、舞蹈、吹笛、拉小提琴、打铃鼓、敲钟琴、折纸康乃馨、烤小蛋糕、观察小动物，比如：蜘蛛、壁虎、苍蝇、蟑螂、蚯蚓和老鼠，还有，她们教孩子们认识豆类和芥菜的生长。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没有预先准备和相当偶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即使是这样，也足以使孩子们安静投入，也满足了他们不断推进、不知倦怠的好奇和好动，而且是在孩子们觉得合理、天真的方式下进行的。但可以料到的是，考沃特对教育提出的建议是更加理性、深奥、尖锐的，尤其是对漫长童年期的度过方式多有侧重。（他发问：“谁会对这漫长而漫长的童年岁月没有感触？每分钟都像蠕动着前行，每小时和每一日像厚重的丝绒缓缓入水时发出幽幽飒飒的声音，而下一个月是无意想象地遥远，就好像是另一个星球上才会发生的事，又好像是黑夜中的星星，联结它们的只有黑色的尘屑，那些尘屑联结着此刻和即将到来的此刻，以及令人疑窦丛生的似乎不会到来的此刻。”）

我不想在这里复述考沃特演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那真是用他的个人魅力堆砌出来的一场讲演，他的观众在他的句号和圆括号之间摆荡着，就像眼镜蛇跟前的昏了头的红眼老鼠；就像充满灵性和智慧的传道人脚趾前五体投地的信众。事实是落于纸端的文字很可能缺少演说时产生的凝聚力和吸附力，的确，一旦被定型于书面，口语的魔幻很多时候充其量不过是墨迹的忽隐忽现。只是，为了这番表演，考沃特做了太多的功课，烧了多少夜半时分仍灼热的灯油，当然，少不了达米安和洛绮丝不断给他灌以糖浆，施与刺激，有的香甜如蜜，有的咸涩似盐，他想着想着、说着说着，思绪飘到一些袋装的囊状物上，就像那些布袋里的囊状物不知不觉壮大成一个因受过度刺激而膨胀的脏器，承装着脓水一般的刺激性体液。其实，他对于戏剧有想法，对演说和朗读的学习有想法，最隐秘的是，他对婴儿神秘感官生活的规则和构成有想法，在他看来，这应该被揭露和公之于众；他对惩罚有想法（他对惩罚的想法是精确分出等级的，也在精密度上有其允当的界限，同时又是充满开阔视野的）；他对群体生活有想法，他对避世独居有想法，他对腐败等相关种种议题有想法，他对食古不化和乐于娱人有想法——如果把他有想法的事物和问题全部罗列出来，比从在这个堕落又琐碎的世界中找出一个愿意应和我的读者，都要浪费时间。所以，我想尽量简略地概括他的话，以此来加快我的陈述速度。他所有想法的纯粹和美妙没有在日后的应用过程中完全被具体化，尽管如此，我想这种纯度和美感却会在他们那个世界的生活中隐约闪现。他是一番好意——确实是一番好意，除了考沃特，我想没几个人能获得比这更好的赞辞。

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在场，所以乱言塔不少的女性也不在场，因为她们要“照顾”孩子们，至少她们是这样以为的。

但是梅维丝，就是费边的妻子，也是弗洛里安、弗洛里泽尔和年幼的费利西塔丝的母亲却在场——因为她实在太难与自己的孩子们分隔，也因为她担忧考沃特打算切断他们母子之间的牵绊。

还有洛绮丝和达米安也在场，他们无法把手从彼此的身体上移开。考沃特为自己在戏剧策略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震惊。在“面具剧场”的那场演出中，洛绮丝相当自愿和投入地在众人面前演示了她对达米安肉体的激情，那也是达米安欲从洛绮丝身上得到的，只可惜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他只能空想，而在演出中，他却真实地获取了。事情就是这样，戴着一张笑脸面具和一顶蓬乱假发的洛绮丝，终于在达米安强大的情感攻势中败下阵来，输给了自己的肉欲，而选择戴上一张武士面具的达米安，在台下观众群情激动的助威声和他们愉悦观赏的喝彩声中，满足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淫欲。自从那次演示开始，洛绮丝的身体便苦苦渴求和贪念着达米安，而相比于达米安对洛绮丝的欲念，洛绮丝的也只是多出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在考沃特的睡房内，就在考沃特奋笔疾书的时候，洛绮丝和达米安交合了，他们抽身分别去给考沃特端餐送水后，再度交合了。

他们二人的事，在考沃特看来，是自己良政善见的美好结果。

他却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地总结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洛绮丝原本浑圆坚挺的双乳在纹理上有了些微皱褶，而达米安肥瘦适中的屁股大到显得自负而荒谬。

不管怎样，他已经成功证明了：一个人对于欲望正规而有条不紊的演绎，完全能引致另一个人的欲望。

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洛绮丝的痴笑。

作为叙述者，该是我把讲述的重点从达米安与洛绮丝共同体尝、两情相悦的美满交媾上，转移回考沃特演说内容的概括上了。但是我会在述说完考沃特肉质丰厚的论述后，再说起他们的甘美肉身。

考沃特说，一个孩子，是由一个女人生下的，而某个男人在已知情况下，参与了为这个孩子的诞生而受精播种的过程，但对于是否要使孩子降生，这个男人的肯定意愿也许并不如多数人所想的那般强烈。

考沃特继续说，在我们逃离的腐朽世界里，生下来的孩子在家庭中被抚养长大，长成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同时，有了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当然也有女性同辈，全体被统编进一个社群。在那个陈旧社会里，就是考沃特他们逃脱的社会里，所有的秩序和结构，包括草根社会、君主政体、基督信仰、教育机制等林林总总，都模仿着家庭的形态生成。由此，威权、迫害、皇脉、阶级、临幸、特权的构筑，以及导致权利压制、非理性逻辑、非法物质侵占和个人贪欲念头的，均以家庭结构为基础。

在这个新辟的天地中，就在乱言塔中，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不会再有婚姻，不会再有家庭，孩子将是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孩子。嫉妒和偏袒之心将不复存在，全部正在哺乳的母亲将把母乳毫无偏私地喂养给所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人饱足，全体皆饱足；一人挨饿，全体亦挨饿，如此，不再有相残相害。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乱言塔里现有的婴孩、儿童，会被送去新的寄养宿舍，这个寄养宿舍好几个星期前就在考沃特的授意下开始修筑（他甚至从乱言塔外雇用了化外之人作为劳力，加快寄养宿舍的建成，加速对家庭机制的废除）。这座新的寄养宿舍修建在乱言塔主体建筑的一个侧厢，是不同于主塔内部装修的新型设计。寄养宿舍里，会设置床板和软垫，大床和小床，窗帘和铺盖，家具摆设都是色度和亮度极高的颜色，因考沃特观察到孩童的成长发育需要接收丰富色彩和纹理的视觉刺激，当然，也少不了光线，他早设计好了，寄养宿舍将彻夜灯火长明——他注意到孩童大多惧怕黑暗。不仅是黑暗，还有影子。因此，有些地方，暗影斑驳，有些孩子好像有被形状可怖的暗影所吓到的快感，有些地方，则会由极强的光线带来一室通透，有些孩子见了怪影，心中会留下创伤。考沃特还发现，有些孩子喜欢与成群的小狗等幼小动物一起入睡，有些孩子因为天性喜好独处，倾向于独自安眠，不管是哪种情况，考沃特都做了周详安排。

“如果一个孩子想和另一个惯于独处的孩子为伍，那该怎么办？”图尔德斯·坎托发问。

考沃特回道，即便是孩子，也会学会自主管理他们的小社群。考沃特指出，孩子们得学会互相尊重，彼此善待。“既然我们的社会都愈加和谐了，这一点在孩子们看来也是自然的，也是值得他们引用的。动辄得咎和逞凶斗狠是家庭机制的产物，这些产物会被理性社群和完善的欲望表达所替代。”

他接着谈到了教育。“儿童，须以各自的速度来学习，而且，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说，“我们不应该将具有限制性的积习宿弊，早早扣在他们身上，这样会导致他们的心理畸形扭曲，比如重复一些没有目的性的、无人可懂的辞令或数字，比如什么透视法则或规范了道德的俚语、俗谚。一切学习和知识都应是自我发现，一切问题都必须在孩子真心急迫地想得到答案时才被回答，而不是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需要有大量的书籍，他们的秉性需要被社群接纳，成年人需要随时随地做好言传身教的准备，这包括了教他们阅读和教他们懂得书中晦涩的内容。”考沃特说：“有的孩子，可能想一连读长达十五个小时的书，也可能一两个星期之内不碰书一下，在我看来，那十五个读书读个不停的小时，远比几个月的强制学习要有用得多。”

他还说（对了，这都是我的概述）：“我深刻意识到，我们这些自诩为成年人、大人、理性人的人类，有太多要向小人儿们学习。我们不妨留心观察一下，便可以发觉，孩子们的世界充满了丰富活动和各种探索。而我们呢，闭锁又退守，偏偏想把他们禁锢起来，不是掌掴就是给他们坏脸色看，还总以恶毒的事物来恫吓他们——阉割、致盲、长不高、被地狱之火吞没……小孩子是最自然的存在，他们从母体中迸发而出时，带着最自然的能量和力量，正是这种能量和力量遭到了我们成年人的曲解和压抑。当小女孩儿因纯真天性掀起了小裙子，向成年男女毫不避讳地展示她们圆鼓鼓的小肚子和可爱的小屁股，我们难道不会在心头上得来一记撞击，因此珍视又宠爱这些无邪又大方的女娃娃吗？不仅是小女孩，小男孩们也一样。小家伙们无视性别，想要唤醒各自沉睡的小小器官，用他们身上的小尾巴和小珍珠来获得快乐。我们看到后，真的应该恐慌，又用号叫和暴怒来伤害他们吗？现在我们正是这样。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施以微笑，和他们一起嬉玩？如果我们和他们自然和谐、毫无杂念地玩起来，难道他们就会无法成才？难道他们就会不学无术？其实，反过来，他们会教导我们，教我们遍尝极致的愉悦、入迷的感知，教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乐善好施，什么是互惠互利。”

考沃特说到这些话时，不但加强了话语力度，更试图带来他所谈内容的视觉观感，尽管如此，却让剧场里在座的那些脚踏实地又缺乏想象力的伙伴难以接受，因为考沃特显然是在宣扬一种新形态的思想，或者剧场（因为在考沃特一贯谈话的体系中，剧场、思想，还有宗教，呈密不可分、彼此影响的关系），或者惯例，甚至可以说，是让成年的男人和女人，俯身去从对婴孩和乳儿的模仿中获得新知，再露骨一点，是让所有人在剧场的舞台上天真地赤裸着，天真地去探索彼此的肉身，去探索那些已经发育成熟了的、刚到达适婚年龄的和尚处于青春期的一切孔洞、唇舌、牙齿、凹缝、出血、流汁、子实、汗液、口水、眼泪、哮鸣、不宁。我们在新生儿状态时，或者我们从婴儿老师那里学到的喃喃呓语和语焉不详，并不能视作是对一种更甜润更有潜力的新语言的初学，我们以肉身贴地、匍匐而行时所自然发出的听来无甚意义的吱嘎声、摩擦声、低嗡声、嗯呃声——就是一种最新的语言！“噢！”考沃特冲着台下大多数发出了巨大唏嘘声的躁动着的观众大叫，“如果我们能再次回归到无限趋近于我们的诞生时刻，从那一刻起重新学习，我们将会再造崭新的自由的官能，以及非同以往的不受拘束的交感力和享受力。所以，我们由此必能创造出一种先进的真实的语言，一种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一种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一种像利剑一般的语言，一种像阴茎射精时精子即时唱出凯旋之歌般的语言，一种刈除了可怜的耻辱感的语言，一种凌驾于支吾的窘迫感的语言——那将是一种首次出现的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他说道，经由观察，他发现：相对于乱言塔里那些更脆弱又娇气的成年人，儿童对人类排泄物没有显示出同样的反感，而成人的这种反感让乱言塔里公共厕所的使用率越来越低。考沃特认为，这种对排泄物的反感可能是狭隘教育导致的一种扭曲了的敏感性，这敏感性也可能是自然的，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考沃特感到儿童对秽物和脏乱的愉悦应该被导正使用，因此建议成立一支少年清洁队，他们可以推着他们的小推车或赶着小马车，一辆辆小车上装满盛着秽物的桶子、盆子，飞快地进出乱言塔，他们所到之处，都伴着喇叭声和笛声。考沃特还为清洁队的小队员们设计出了制服，浅橄榄绿色粗麻布衣，在所有接合处都以猩红色的穗带作为联结物——考沃特把自己的设计展示给这帮聚集的民众看，台下当然响起了礼貌的掌声。

考沃特对于惩罚的想法，跟我接下来将要向各位讲述的有关。不过他的想法只是草拟出的内容，所以呈现出一定的不连贯性，我将在稍后才详述这些想法以供讨论。“我想，”他说，“我想宣布从今往后，在我们的理性又充满热情的世界中不会再有严刑和惩罚。但依我来看，一切事情都未臻完美，至少目前如此，还无法看到一个完美的局面……不过，整体上，我觉得成年人最好不要再责罚孩子们，他们的小过失应由他们的同辈在互相容忍和笑意盈盈的氛围里修正。”

说到这里时，梅维丝女士问：“是否可以允许我发表一些意见？”考沃特早已把这位女士视为自己的反对者。她高挑身材，浅棕肤色，轻缓地说：她和费边，也就是她的合作者——之所以称费边为“合作者”，她说，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中，已没有“丈夫”的存在。她说他们俩经常交流，也对很多事情持有相同观点，就好像他们能以对方的思路来想事情，能不用语言来对话。他们两人互为一体，像两棵共生共荣的树，在那个旧的国家里，在革命没发生前，这种关系是相当受人尊重的。但在乱言塔里，却备受“塔民”质疑，她看起来鹤立鸡群，故意和其余所有人唱反调。尽管乱言塔里许多人尽情拥抱着被赋予的崭新自由——那些附属的教堂和狭小的地窖里，每晚都在进行着四人、十二人，甚至是二十人的纵情群交；尽管越来越多人在酷刑剧场、舌之剧场积极地展现出他们深埋心底的欲望，目前却没有任何人尝试接近费边和梅维丝，对他们施以同样行径。梅维丝和费边在这一行人的逃亡初期，总是以最真诚的笑容和最温情的善意对待众人，比如梅维丝曾经为那些孩子——也有成年人，举办过许多欢快的庄园野餐会，她亲手做出美味的面包和蛋糕，调出甜蜜的柠檬水、薏仁水，还有装点着樱桃和白芷的蛋奶果泥。但此刻在乱言塔，绝大多数的“愉悦”是更加狂乱和猛烈的，梅维丝这些简单的小欢宴几乎无人参与，或者只能吸引到那些特别年老和特别年幼的。在梅维丝女士宽眉间，凝蹙着的一道暗影取代了往常一缕缕好客的笑纹。有一天晚上，在他们那石筑的卧室里，她和费边讨论起取悦他人会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梅维丝女士对费边说：“可能对你来说会有娱乐性。”费边回答道：“亲爱的，如果我闭上眼睛，想象粉嫩的帕斯托蕾拉或光滑的克洛丽丝，事实上是柔软的、棕色肌肤的你，带着你那些细小的伤疤，笑起来时的皱纹和隐秘的皮肤褶层，我可能会完成那一切。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完。可是如果我无法完成，那这就是对自由发挥欲望、随意获取多重享乐这种号召的一记反击，因为我惧怕被社会不认同，而勉强自己做不情愿的事——而这种被硬性规定、视为寻常的行为准则，正是我们试图从旧世界里逃离的。如果我和你只对彼此有欲求，因为我们互相了解和信任，这也应该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包容。”

“他搞不好会命令我们在他的舞台上公开表演给众人看。”梅维丝担忧。

“我可不这么认为，”费边分析着，“乱言塔不是个君主政体，他又不是个国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行事的权利，让那些能通过表演来发现自己的人来表演就够了。”

“他也许会对你和我说：你们并不了解自己。”梅维丝的顾虑没有减轻。

“我们会向他证明，我们非常了解自己和对方。”费边说。

“他可能会恨我们。”梅维丝女士心中暗想，但没有高声说出这句话的勇气。不过费边却听到了她的想法。而且他的面上，也扬起微微的愁容。

考沃特早已颇费时间地将他这群“塔民”之间主要的情感关系梳理完毕，将恋慕关系和对立关系写成一份表格，这些关系被小箭头和刀剑、十字、公鸡、公牛和张开的嘴巴等小符号连接在一起。他还做了一个临时总结：“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需要有现在五倍的公民人数，才能保证所有可能的欲望得到实现并有互相满足的机会，但既然乱言塔无法超额容纳居住者，也无法令过多的欲望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所有人现有的配合度必须加倍，也就是说，必须来‘尝试’那些对我们来说并不自然的激情。比如说，一个人想掀开另一个人的伤口上的痂，但找不到伤口结痂的皮肤，那么必须有人在酷刑剧场来模拟痂被掀开时的情态，甚至学着去享受这个过程。”

他的话题移转到梅维丝女士身上，并把她挑出来作为例子解说。梅维丝女士代表着一个简单的类型，她是那种目的性非常单一的女性——只想被吮吸。考沃特就像是在为她进行着“诊断”，他说：“梅维丝女士的感官知觉全部集中在她硕大的棕色乳头和暗沉的乳晕上，她人生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婴儿吮吸时的收放，以及无齿牙龈留下的轻柔噬咬，小嘴唇坚定的吸力和小手指对她丰满圆润乳房的揉捏。”自从这一行人来到乱言塔后，她就理所当然地掌管着自由——自己宽衣解带，在每次婴儿有需要的情况下，把自己那行将喷发的乳房放进婴儿嘴里，毫不带羞怯之心，而这一切都是她可以随心所欲的，因为羞怯感已被消灭。一个有理解能力的读者可能会以为考沃特这伟大的“设计者”应该会任命梅维丝女士这样的女性担任寄养宿舍里所有婴孩的乳母，并将这视为适得其所，也能发挥其作用。但在考沃特的心里，他对梅维丝袒胸露乳这一幕厌恶异常，尤其是在看到婴儿吮吸得太急切太激烈，乳汁从婴儿的嘴上滴落的时候。在她平静地为自己的孩子哺乳的画面出现时，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欲望，他想控制住她，就用他的手，或者用一个武器，去刺穿或挫伤那对坚挺不倒的圆球，让热血和温奶混流到一起，把她的乳房切割成片状……他却没有像一个优秀的关于欲望的分析专家那样，理清自己去伤害梅维丝女士的欲望源自何处、因何而来，又可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满足。他还没能进入更深层次的境界。在他现有的程度上，他无法思考自己作为自然生物的一种残害、损伤、钻痛、撕裂、致瘀、穿刺、绞杀的冲动。不行，尚未进化完整的考沃特只能转移他对梅维丝女士“乳房展示”的憎恶，尽量让自己恢复理智，为整个群体着想。这位女士，在新的享乐条例中，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没有人对她显示出欲求，且都排斥她那太显而易见的母性天分。考沃特觉得她必须学着融入多形态、多样式的肉体欢愉中，这样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他心底的阴暗处，已经想出一个帮她实现这种转变的情境，“洞开”这位清苦的女性。他被梅维丝女士“我是否可以讲话”的询问打断，他话说到一半，却只得愠怒地回答她：“当然了，你当然可以讲话。”随即，他感到一丝恶心，因他很明白她将要说些什么，他也清楚自己要如何反击。

于是梅维丝女士站起身来，把她幼小的儿子弗洛里泽尔拥紧在怀中。她用她乳汁般顺滑的声音说：“将小婴儿和赋予他们生命的母亲分离这种做法的明智性可受公评。因为一个小生命的身体寄居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中生长成形，当新生儿因脐带剪断而与母体分离后，他仍是她身体或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在一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他无法独自站立或行走，何况母子之间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关系或供求关系，他身体上的强健，需要母亲施与乳汁来维持，也需要母亲从旁呵护，教他生活技能，并保护他免受外界侵害。”

“我并不否认……”梅维丝女士说，“‘有神设计并创造出我们，使得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这种观点，但是，我想要申明的是，在自然界中任何一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源自血亲关系的纽带和关爱。即使是雌性鳄鱼也一样，雌性鳄鱼曾一度被认为缺乏天伦甚至具有食子倾向，但也被观察到会将她诞下的小生灵放在它恐怖的利齿间保护它们，小鳄鱼会自动钻进母鳄的齿缝间寻求庇护。当然母鳄不会一视同仁地对任何幼小的两栖动物提供避难所，它只保护自己的孩子们，那是它蛋中孵化出的生命，她知道这一点，也认得出她的孩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考沃特以耐心的语气回应道，“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从这种偏爱中蹦跃出的邪恶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自我中心和优越感寄生着的温床，还有那劳心费力筑成的爱巢，总是阻挡着富有冒险犯难之心的孩子去探索外部世界？不仅仅在残酷的现实中可见，就连文学比喻中，我们也不断地读到：当婴儿在熟睡中时，母亲翻身时将沉重的身躯压在那些睡梦中无辜的小身体上，令她的孩子窒息而死。不，让我们在一个有着检讨、制衡、巩固、敏锐情感的社会系统里，把自己拓延至其他需要推挤的活动中，就如同置于灼热难耐的‘母性’情感中，让我们能感到一份共同的爱，那么，整个世界将因此变得多么和谐。没有人再需要去争抢均分给每个人的东西，没有婴孩儿会饥饿地为乳汁号哭，没有被过分宠溺的孩子会挣扎着要逃离母爱那叫人透不过气的束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会得到足够的母爱关怀，所有人，男人、女人、阉人、孩子，没有人会施放过多，也没有人承受过多。”

台下的听众欢呼起来，考沃特听起来像是对的，因为即使梅维丝的孩子们不再由梅维丝专门照顾，也不会短缺半分关爱，孩子们得到的不会少于他们之前就已得到的，因为关爱他们的人更多。

刚落成的寄养宿舍由佩尔妮女士举行了开放仪式，佩尔妮女士用剪刀剪开了一条粉红色的丝带，象征着寄养宿舍正式投入使用。正当所有人都在参观寄养宿舍时，格里姆上校和图尔德斯·坎托登上了乱言塔的城垛，俯瞰着平阔的大地。人们都在为寄养宿舍灵巧的寝具设计而赞叹连连，硕大的圆形床上铺着软垫，软垫上绣着一只只小羊羔，小羊羔和幼狮、小花斑豹在草地上愉快地玩耍。此时，格里姆上校对图尔德斯·坎托说：“我看到有一队骑手正驭马朝我们接近，我们的警卫去了哪里？”图尔德斯·坎托说：“你的眼力比我好，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不确定我们有警卫，因为反正从来没有人来我们这里，也没人自告奋勇想要在一个岗哨上站岗。”

大家为寄养宿舍内精致的玩具柜、夜壶和布艺品惊呼着，所有这些东西都描画着蝴蝶和咧着嘴笑的壁虎。

格里姆上校正色说：“我看到那队骑手举着一面流血之树的旗帜，那是克雷布斯人正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行于山谷间，而他们通常不会在日间出没。我认为你应该赶快下去通知考沃特和其他人，说不定克雷布斯人是想来进犯我们。而且我们目前没有从北方撤离山谷的方法——我们唯一的桥被砍断了。”

乱言塔没有组建武装军队也没有任何防卫机制，但说起来，对于一个强大的外部势力而言，一旦乱言塔关闭了城门，切断了桥梁，这座堡垒是很难被侵入的。现在塔内每个人都忙进忙出，像巢穴里一群骚动不安的虫子，这时才发觉剑、子弹、干草叉、火枪、扦子、刻刀等诸如此类要是当初都带上的话，还能派上多大用场？克雷布斯人的骑队愈加靠近，格里姆上校的确没看错——朝乱言塔而来的是克雷布斯人，策马疾行、怒气冲天，那是一支约有一百人的队伍，他们边行边唱，但没人能听懂他们到底在唱些什么。

他们马匹矮而丑，马毛粗黑，马鬃茂密，它们紧贴着地面奔驰，掀起一阵灰土，跑得快得令人发慌。骑手们的面目都不可辨，他们都戴着平头头盔，那头盔上的毛皮都伸向他们的鼻子。他们也穿着黑色皮背心，柔软又经过了磨光，呈现出这块暗沉那块闪亮的外观，又因为他们所穿的马裤也是黑色的，所以整个队伍像是一片移动的、会唱歌的黑影。黑影上方是一块银色的云，那是他们手持的黑色长矛矛尖所发出的颜色。这队人看似一群畸形的钢铁侏儒，骑手们的肩膀相当宽，手臂也相当长，不过他们躯干矮胖，腿是弓形腿，夹着马肚子，那腿简直短得要命。

乱言塔的人们都站在城垛后，挥舞着他们仓皇搜寻到的不像样的武器，男人、女人和一些孩子，就在那里站着往下看。佩尔妮女士说很可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准备好滚烫的油，歌莉娅女士则说油很珍贵，没有多余的可以对付底下那些克雷布斯人，克雷布斯人搞不好会用头盔接住油，在塔下安营扎寨，对乱言塔展开长期围攻。克雷布斯人终于兵临城下，开始吹起巨大的喇叭和鹦鹉螺，并在关闭的城门前围聚起来。

于是，考沃特从城垛向下喊话：“你们是带着和平意愿来的吗？”

一个高亢、似有碾磨力的、乱言塔没任何人具有相同嗓音的声音，混沌地回答说：“并非带着和平意愿，也不蓄意挑起战争。我们只是带来了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诡计，”纳西斯说，“他们想诱使我们打开门。”

“我们想用这样东西交换你们现有的一些东西，我们想换得酒、面粉和糖，来举办宴会，今天是我们的大宴之日。”那个声音说。

“那就把你们带来的东西展示给我们看看。”考沃特叫着。

“你必须亲自下来看才行。”克雷布斯人说。

“这是个陷阱啊。”纳西斯喊。

“我不认为这是个陷阱，”格里姆上校说，“克雷布斯人确实定期举行盛大的宴会，也喜欢用我们精工细制的材料为他们的酸酒、根状蛋糕调味。我们下去吧，考沃特，看看他们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费边会拿着火枪站在斩断的桥边，纳西斯手里有另一支火枪，会保护我们突围，我们可以下去看看他们带来的东西。”

“我们的面粉和酒只够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可以分出去。”佩尔妮女士告诫。

她又问：“万一那些克雷布斯人对我们不满，决定扎营不走，把我们全部逼出来，我们不就得挨饿了吗？”

考沃特和格里姆上校还是下塔，走到了桥口，让克雷布斯人把要交换的那样东西带上来。

克雷布斯人带过来的是一个很大的皮袋子，用皮绳紧紧系着。

“打开袋子，”格里姆上校说，“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交易。”

两个克雷布斯人打开了袋口，抬起他们小又尖还穿着靴子的脚，朝袋子上踢了几下。

袋子里爬出一个男人，他爬得费力，他长长的灰色头发上沾染了血，他的脸上戴着一个带血的面具，两只胳膊被绑在一起，还有两腿也从膝盖处被捆着，所以他只能像一条蛇一样迟缓地从袋口蠕动出来。他的嘴也被一条皮带从两排牙齿间绑住了。

“他说是你的朋友，”克雷布斯人对考沃特说，“至少在我们捉到他时，他是这么说的。”

克雷布斯人转向考沃特和格里姆上校，对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大半张脸都被黑头发挡着，看得出脸很肥，嘴巴也被头发遮盖，头发中间依稀可见如豆的眼睛冒着光。

“他脸上有血，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考沃特说，“快让我们看看他。”

“他说是你的朋友，”克雷布斯人重复着同样的话，“如果你不认识他，我们就以间谍的罪名杀了他。如果你认识他，我们需要你赎回他，食物可以作为赎金。你们的食物就快运输回来了，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运回来。但我们现在就得准备我们的宴会，我们现在想要一些酒。”

“让他站起来，并把他松绑。”考沃特说。

于是克雷布斯人打开绑在他身上的皮绳结，扶着这个男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还推了他一把，但没有解开他手上的绳子。

那是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一件黑色长披风。他的一双眼睛在满是血污的脸上格外光亮。

“你认得出我来吗，考沃特？”那男人问，“虽然我脸上沾满污物和泥巴，你认得出我来吧？我不是老天赐给你的一件大礼，但我只希望你能够从他们手上接纳我，不然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他的声音听起来他痛得要命，却是干脆和明确的。

考沃特这时笑了。

“你说得没错，”考沃特笑着说，“你可不是老天送来的什么好礼物，因为你和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一件事抱相同观点。但是我们除了接纳你，没有其他选择，我的宿敌，因为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我面前。”

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除了考沃特。他们还是准备了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酒，满足了远道而来的克雷布斯人。从克雷布斯人手中被放出来的这个男人，痛苦却仍趾高气扬地穿过桥，走向了乱言塔。考沃特对聚集在一起的塔民们说：

“现在让我向你们介绍我儿时的玩伴和同窗，参孙·奥里金。我也可以当着他的面，当着他此刻被血和泥盖住的面，跟你们大家说，他就是一条爬进我们这个天堂中的毒蛇，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反对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对我认同。如果要找个人为我们正进行的计划扯后腿，或者对我们提出的目标唱反调，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拿出温柔关爱来欢迎他的到来，并以各种公平适度的愉悦享受让他感动，不然的话，他就会把我丢进修道院的一间间小房间里，严惩我们，让我们整日颤抖，严刑惩罚和浑身颤抖可不是我们隐秘的快感，因为他会确保我们在夜里一点快感也没有。是不是这样呢，我的老对手？我有没有说错？”

“我会保持缄默的，”参孙·奥里金嗫嚅道，“至少此刻会缄默，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参孙·奥里金说完就昏倒在自己刚才站着的那一块鹅卵石地上，巴比特的那些深入的哲学讨论不得不延期举行了。

一间大工作室改装成的教室，一端有个小讲台，弗雷德丽卡站在上面，教室顶端透进光。弗雷德丽卡穿着一件黑色短羊毛衣，外罩一件黑色编织外套，两件衣服长度相同。她的长发松散地垂着。她一张尖脸，在分梳成两股的发间，显得更加清晰。她望向她的学生们。学生们坐在椅子上，椅子附设可翻转、供当作写字桌的扶手，男学生们穿深色的牛仔衣，女学生们穿裙子和长的工作服，颜色大多是暗沉的水果色，那些颜色看着让人心里有点反酸。女学生们唇色很浅，眼妆化得像那些不怀好意的玩具娃娃，睫毛刷得很长，眼皮像被打肿了。这些学生都是专业的浪荡子。有的在做笔记，有的在涂鸦。弗雷德丽卡正满腔热情地讲述着：黑色湖水上的一只小纸灯，黄色的报春花和盛产螃蟹的红色海洋，白色鹳鸟和绿松石色的天空，还有那只邪恶的墨鱼“从光芒中央直勾勾地盯着（弗雷德丽卡所讲述的以上内容，来自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弗雷德丽卡说：“劳伦斯的每个用词，都有其丰富的含义。”她描述着月光映在水中的碎裂的倒影，她解释着白色邪佞花朵，那恶之花，漂在死亡海洋上。她教的是一个为期十周的“现代小说”课程。学校里的一个老师里士满·布莱说：“学艺术的学生都有阅读障碍，挑一些写得比较短的书讲给他们听。”她挑了《威尼斯之死》（又译为《魂断威尼斯》。）《恶心》《城堡》，这些书都还没有在课堂上讲到。她首先选择的是D. H.劳伦斯和E. M.福斯特的书，因为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位小说家的书，她在剑桥时就读过，剑桥，也是她人生终结的地方。“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这是D. H.劳伦斯对小说基本的观点，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在D. H.劳伦斯在世时的文化氛围中，他的作品可谓小说最终归向的完美终点。有人还曾经问她是不是“劳伦斯式的女人”？不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已经在缓缓加速，向前发展了，这个社会并不觉得D.H.劳伦斯有多么大胆前卫，尽管“查泰莱夫人的审判”让他作为作者，在进步性上得到了承认，但真正大胆的是《裸体午餐》，是艾伦·金斯堡（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美国诗人、作家，“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是阿尔托。弗雷德丽卡感受到了纯粹的人文时代的一种操弄，觉得自己的人生跟《恋爱中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弗雷德丽卡认为《恋爱中的女人》强悍、荒诞、深奥，还有一种固执的妙不可言）。这本书仅仅凭其存在性，就成了弗雷德丽卡看世界的一个方法。这本书对她太重要，她也想让这些学生都读一读。

她还不是很认识她的学生们。之后，她才能分辨得出来谁是谁。学陶艺的比学纸品设计的更能注意到事物间的不同；比起平面设计师，精于绘画的人使用的语言更加华丽，也更加随意；学雕塑的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口若悬河；就读工业设计的厌恶书籍的“文化”形式，而读珠宝设计的都比较疯狂，沉浸于剧场设计的人把书当作蓝图描画或图像结构来看待。眼下这个初始阶段，弗雷德丽卡摸不透他们，甚至有点儿怕他们。她在那里，自视为一个“文学评论者”，而学生们却都是“艺术家”，直觉上，她觉得自己不应对他们进行过于严格的分类，也不该从道德上判断他们。她所做的是尽力去诱使她的学生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书籍都是复杂的正统的结构。因为她明白这些学生大致上不怎么喜欢书。对他们而言，光明和意义存在于别处，比如说在工作室里，在酒吧里，在床上。

弗雷德丽卡说：“以一本小说为例，比如《恋爱中的女人》，它由一长串的语言建构而成，就像编织一样，方方寸寸、密密疏疏。书，是作者用头脑写成的，也会被不同的阅读者在头脑中重写，相同的书，因为不同的读后感而被重写成一本不同的书。对作者来说，书中人物的命运可能比作者的朋友和情人都更加有趣——但并不是说作者忽略朋友和情人，他也在努力地去了解自己的朋友和情人。人们都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唯语言不是我们仅有的一切。一本小说同时也是由想法写成的，那些想法联结着人们，就像层层叠叠的混合编织——《恋爱中的女人》，讲的是颓败，讲的是消亡之爱，讲的是桑纳托斯（希腊神话中的死神。）与伊洛斯（希腊神话中司管欲望的原始神。）形成对照。这些想法都是由语言构筑起来的，但这仍不是小说的全部，这本小说也是由图像组成的——那几盏纸灯、那一轮月亮、那丛白色的花朵——你或许会以为这是那种像绘画一般的图像，但它不是，这是不具象的可视化图像，而这样的图像才是真正强烈、有力的。这些图像都是由语言描绘而成的，这仍不是小说的全部。我们必须想象那轮残缺的月亮，书中那轮月亮吸收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力，以及我们对月亮所有盈缺异同的观感。”弗雷德丽卡试图让画家们和雕塑家们懂得：一本小说尽管不是一幅画，但同样是一件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她也试着让自己明白一些事情。学生中，一位年轻的女子示以微笑，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奋笔疾书。弗雷德丽卡确定他们都在谛听，整群人都在谛听。她征服了他们，她织成了一张网。

在这间工作室型的教室另一端，另一个小讲台上，是另一群学生，比起弗雷德丽卡的学生，是挺松散随便的一群，他们或躺在地上，或蹲在地上，围着一个“模特”。那个“模特”是裘德·梅森，似乎是在对学生念着一个血红色小账本上的字句。裘德·梅森一半的身体没穿衣服：他腰腿部以下是裸着的，他坐在讲台边缘，他双膝在灰色幕布般长发中隐现，他的睾丸垂悬在两条脏腿之间，触碰着地上的灰土。他穿着一件污秽的丝绒上衣，掉了色的婆婆纳蓝，那上衣是短裙式的，大概是17世纪和18世纪交接时的那种风格，缝着脏兮兮的蕾丝滚边，胸前还有花边饰巾或三角形饰带一样的东西。在他的上衣之下，或者说花边饰巾以下，他就没穿什么了，他的身体像一块黑色的金属。他朝弗雷德丽卡喊话，声音质感有一种锯木头的效果：“你应该跟他们讲讲尼采，那个乘坐轻舟、勇渡摩耶怒海的人，那个看到幻象却在个体化原理的支撑下坚持过来的人。”

弗雷德丽卡生气了。她将学生注意力聚拢起来的那条线断了。她现在说什么都会让她听起来像是个尖刻的女教员，或者是个直接的怒气冲冲的人。但她就算保持沉默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她开口了：“我在讲的是D. H.劳伦斯。”

“我知道啊，我都听到了。你讲的有一些内容的确不能说无趣。比如，编织那一段就挺不错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具歧视性的艺术一样。你继续啊，我们搞不好还会加入你的课堂呢。”

弗雷德丽卡怒瞪着他。所有可以想得出来的辩驳都会让她显得脾气暴躁。裘德·梅森微笑着，一抹自我陶醉的、自以为慧黠的微笑就挂在他那张憔悴的肌肉线条明显的脸上。

弗雷德丽卡回他：“正因为是编织，如果你不来破坏我们的探讨思路，我会感到开心。”

“探讨？你说探讨是吗？比起那些身体裸裎、把血肉贡献给学术研究的人，那些不过是整天探讨就能养家糊口的人，是何其幸运？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探讨。”

这很明显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弗雷德丽卡要么邀请他加入这堂课，要么对他高声发言以示被骚扰，要么就故意拉低嗓音好让他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看起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请他加入课堂。但弗雷德丽卡根本不想要他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对他是彻头彻尾的厌恶。她厌恶的可能是他的长相，他的气味，或他那拉锯似的声音，还有他突如其来的扰乱。弗雷德丽卡决定继续讲课。她选择与他对立。她成功地掌控了班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忍不住转头去看裘德的反应。

“《恋爱中的女人》的核心……”弗雷德丽卡说，“是一种神秘感，是一种空虚感。小说中塑造的两位女性极其完美，是因为她们在做出关于爱、性、未来的决定时，显得非常有真实感，同时，她们又极其神秘，她们像是能够主宰生与死的神话人物。但是，我们要怎样看待伯金这个人物？伯金在很多层面上，就是作者D. H.劳伦斯，这点不言而喻，另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人物的个人意识所代表的就是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识。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但我们常常遗忘的是，伯金是个学校督察员。对啊，在某一章节中，我们的确读到他去视察一所学校了——就是他和厄休拉讨论欧榛的繁殖那个章节。我想，作为读者，我们不相信伯金是一个学校督察员。他既能出入诺丁汉郡的上流社会，也能游走于伦敦的波希米亚艺术群落。他作为一个学校督察员，却如此交游广阔，是没有理由的，这看起来很不对劲。”

“不过，马修·阿诺德（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教育家。），”那个拉锯似的声音说，“曾经就是个学校督察员。”

“马修·阿诺德同时也是无数书籍和诗歌的作者，”弗雷德丽卡轻描淡写地开始说，她这次竟然能试着把裘德的插嘴融入讲解中，“更可谓一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我刚刚所要说的是，我们阅读书中对伯金的描写时，如果不是把他视为作者D. H.劳伦斯的另一自我（伯金在显示自己男子气概时表现得非常激烈。这一点上，劳伦斯倒是机智地又像串通好似的愚弄了伯金）——如果不是把伯金视为作者D. H.劳伦斯的另一自我，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把他当成作者在书中的出现？而《恋爱中的女人》不是这样的作品，至少没有引导读者把整本书看成一幅作者的自画像。D. H.劳伦斯或许说过：小说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方式中的最高形式。但作为读者，我们比没有读过他小说的那些人更有权来评断这句话——我注意到的是，D.H.劳伦斯觉得写一本关于在小说内写小说的小说是不健康的。”

“一切的存在是为了结束一本书。”弗雷德丽卡的“应声虫”用法语讲了这句话。弗雷德丽卡给了他一个很戏剧化的、像是赞同的点头致意以掩盖了自己被打断的愤怒。她又接着讲了下去。

“D. H.劳伦斯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就像乔治·艾略特记述利德盖特的辛苦劳作和多萝西娅（利德盖特和多萝西娅都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人物。）的精神挫败一样。D. H.劳伦斯不是一个审美主义者，但是他被视为有审美主义取向。因为《恋爱中的女人》是一部以艺术视觉呈现人物感知和生活体验的小说——从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两方面着眼。这部小说写于一战期间，但小说没有直面战争，可以说《恋爱中的女人》直面的是视觉方式和思维方式。”

“还有性爱方式。”

“是的，性爱方式，也是其中一环。但伯金在小说中并不是个艺术家，因为D.H.劳伦斯嫌恶过于还原现实的叙述方式。他想写的是死亡，他想写的是欧洲。他的书写中还有一种空虚感，或者说是一种实在感的匮缺，因为书中的伯金并没有在写书，但事实上，我们阅读时都以为他好像在写书。这就是空虚感的成因——其实是失望——如果伯金是在写一本书，那该多好。只可惜，D.H.劳伦斯想要说的是人间一切的事物，却不是书。”

她此时狠狠地盯住她的学生们，学生们也以同样的眼神回击，他们都在听她的讲述。她不知道这次自己说得对不对。这是一个令她极度着迷的课题：伯金的非现实性、学校督察员、明明不是在写书却把世界当成一本书。

裘德这时开口了：“你知道尼采说过什么吗？他说，‘只有被视为一件美学产物时，这个世界才能在永恒中拥有其合理性。’尼采还说‘我们都是那位名副其实的造物者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尽管我们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意识，远比画中一个士兵对于他即将投入的那场战争的意识来得要更加强烈’。”

“这纯粹是一番牵强附会，我并不相信你那位名副其实的造物者。”弗雷德丽卡冷言相向。

“你尽可不相信。但你的戴维·赫伯特（戴维·赫伯特（Davud Herbert）是D.H.劳伦斯“D. H.”的全名拼写，裘德此用法表达对D.H.劳伦斯的讽刺。）可能相信或相信过，可能他的伯金相信或相信过。恐怕你在自己狭窄的功利主义根性中坐井观天吧。”

正当弗雷德丽卡要气冲冲地反唇相讥时，教室的另一端起了一阵骚动，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戴斯蒙德·布尔。戴斯蒙德·布尔说：“哦，她正在这儿上课。这节课应该已经上完或快上完了。学生们都请出去吧。”

站在戴斯蒙德·布尔身后的是丹尼尔·奥顿。他的脸呈现一种有趣的糟糕状态，他的眼周全都是乌青的瘀伤，他的嘴唇裂开了，他的鼻子红肿得几近华丽。

“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的，”丹尼尔对弗雷德丽卡说，“你丈夫正在找你。”

弗雷德丽卡攀下讲台，抱住了丹尼尔。学生们则开始收拾书本。

“你丈夫找到了我，”丹尼尔说，似乎对自己突然出现在弗雷德丽卡面前这种戏剧性也有点享受，“但我希望他别找到你。”

戴斯蒙德·布尔拉来了椅子，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都坐下来。有很多事情一时间涌上他们脑海：斯蒂芬妮、威廉、玛丽、利奥。

“你丈夫还去找了你父亲。”

弗雷德丽卡笑了出来：“我希望奈杰尔没把我父亲也打得鼻青脸肿。”

丹尼尔正色道：“别笑了，奈杰尔真的打了你父亲。他把你父亲往门上撞。你父亲处理得比我冷静。他还让奈杰尔拿走了你的衣服。”

“我的衣服？”

“是你跳舞时穿过的衣服，你父亲说的。”

弗雷德丽卡不能接受比尔受伤这种事情，不能接受比尔是脆弱得会受伤的。

“帮帮我，丹尼尔。”她边说边伸出手去拉丹尼尔的袖子。而她后背袭来一阵变质油脂混合着汗酸和腥气的气味。

“这不是赶来审判的丹尼尔吗？”裘德说，“我看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属于我的、贴心的、我唯一的朋友，而且是活生生的，以丰满生动和强健雄厚的血肉之躯出现在我眼前，比我所设想过的更加完美。您是否能从黑暗中把我认出来？我无形的君主？”

“噢！该死！”丹尼尔震惊得不顾礼仪。“你就是‘钢线’！”他情不自禁又骂了一次，“哦！该死！”

“‘钢线’？”裘德喃喃自语，“这是一个我没听过的感叹词。”

“那是我们每次听完你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后，在登记簿上给你取的名字。”丹尼尔说，“很有描述性，不是吗？”

“这是一种恭维吗？我被恭维了吗？基本上，是个不错的名字。我算是个名人了，有了假名。但‘钢线’？似乎也不是特别棒。我的名字是裘德·梅森。以前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在我的世界里，我自己更替自己，我就是我自己的先祖。还有其他事情，会让我觉得扫兴吗？”

“也许吧，”丹尼尔说，“现在请你打电话给别人吧。我得和弗雷德丽卡好好说话了。没空跟你开玩笑。”

“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我很高兴今天见到了您。传道人，您有一种难以预测的美。您虽然外表并不闪亮也不灼眼，但您内在有一道光透射出来。我希望我自己的露面也没有太令您失望。”

丹尼尔在椅子上阴沉地瞪着他。他的眼睛瞄到了裘德·梅森结痂的肚脐眼，眼神继续下移，顺着他那毫无生气的灰色的阴茎，一路下滑到他那嶙峋的双膝。

“你闻起来就像是陋巷中的流浪猫。”丹尼尔说。

“但我还真认识几只。它们是一种机智灵敏的小野兽，它们是我亲爱的朋友。对了，你是否知道，我曾存在于古老的以太媒质中，那时候的肉食取自我朋友的脸颊和耳朵。”裘德·梅森对弗雷德丽卡说。

“你走开吧，”弗雷德丽卡说，“拜托。我有事情要想。你以后可以和丹尼尔说话。”

“不，他不能跟我说。我得走了。你和我先找个地方聊一聊，然后我得走。”

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在一个咖啡座里聊起来。那个咖啡座是个很好聊天的地方，福米卡牌的桌子外围，被隔出一个个小隔间。咖啡座里还播放着背景音乐。弗雷德丽卡，明明曾躲避着丹尼尔，也不愿试着和丹尼尔见面或回复他的信，此刻却几乎被见到丹尼尔时的快乐、被丹尼尔的存在感和真实感所吞噬。泪水不停袭进她的眼眶，又滚滚滑落。她的手从桌上朝他伸过来，擦过了桌上的咖啡渍，丹尼尔握住了她的手。

“并不是你的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还无法面对。我一直是个傻瓜，现在是个害怕的傻瓜。如果不是因为利奥，我也不会这么害怕。因为利奥，我没做过任何对的事情。”

“把一切都告诉我。”

她打算和盘托出。所有令人遗憾的事情——陌生人的吸引，郊区大宅里的陷阱，为人妻母的恐怖，（她说：“我以为我依然能做我自己，但是，丹尼尔，我根本不是我。”）生下利奥的错误和利奥带来的美妙，内疚感、更多的内疚感，保守的游说者，旧时朋友的探访和来信，丈夫的愤怒，血光，斧头……她都说了。但她没说她无意间发现了“蓝胡子”的抽屉柜，也没说她去米德尔赛克斯郡检查性传染疾病。

丹尼尔仔细聆听着。毕竟聆听是他的工作，而且他了解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歇斯底里地向丹尼尔说着奈杰尔是一个真实到可怕的人，眼泪不断从她尖尖的鼻峰上滴下来。

丹尼尔说：“他告诉我，在‘她’死时，是他慰藉了你。”

“是的，那的确是真的。”

他们两人遽然互视。

“那不是多不寻常的事，”丹尼尔说，他指的是伤逝的心情和痛苦的回忆，“那种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即使是分享，也不会让我们的处境有任何好转。”

弗雷德丽卡对于丹尼尔有心和他述说丧妻之痛这一点，很是感激，不管他能说多少，她都心存感激。她在桌子上紧握着他的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她，“离婚吗？”

“我一定要离婚。但是中间还夹着利奥，不会那么容易。”

“你需要一个好律师。我认识一两个，是因为从事这份工作而认识的。我会给你一个律师的联络方式。你最好能赶快联络对方，让整件事情能够善终，不然永无宁日。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和托马斯·普尔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和谐有序地进行着。他家里有个保姆，但我们所有人都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况且，利奥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对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利奥啊。”

“我会的，我也想去看看他。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我会尽量抽空来的。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要不要一起到约克郡过圣诞节？你父母亲一定会很想见到你——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你虽然身陷囹圄，但你毕竟是他们的女儿。我觉得让利奥见见威尔和玛丽也很好——利奥终究是他们的外孙。明明是亲人，却素昧平生，这不合情理。再怎么说，总是血浓于水。”

“但我现在还顾不了这么多。不过，我一定会想清楚的。我此刻充满了恐惧感，我只能先舔舐自己的伤口。我还无法讨论我的那些过错，我对他们所犯下的那些愚蠢过错。”

“没有讨论过错的必要，你跟我一起去就好。”

他们还简短地聊了聊裘德·梅森。丹尼尔描述了他那些以扰人为乐的电话。弗雷德丽卡不齿极了，当然丹尼尔自不必说。

“他想让我们厌恶他。”丹尼尔说。

“好，那我们就一齐讨厌他。”弗雷德丽卡说，“我们就一致对他深恶痛绝，如果那是他想要的。”

弗雷德丽卡的其他几节校外课都不是在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而是在一所老旧的小学里进行的。学校在伊斯灵顿，是个天主教小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红色，不怎么好看；学校底层有个食堂，供应火腿、乳酪面包、甜甜圈、马铃薯片，稀得像水一样的咖啡和像灰水一样黑漆漆的茶，但这所学校却有着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名称，叫作“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弗雷德丽卡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教的课，也有一个独具匠心的名称，叫作“战后英国文学”。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人写就了一本完整的著作，是位美国人写的，书中指出，所谓的战后英国文学无非写的是那些出身于边远地区的反叛的工人阶级年轻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为曾经喑哑的自己寻找声音的经历。书中还说“战后英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是很新的。弗雷德丽卡对这种观点抱持怀疑态度：“这位作者难道从来没读过D. H.劳伦斯的书？从来没读过阿诺德·贝内特的书？”弗雷德丽卡读了美国作者写的这本书，对她而言，在阅读审美上极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把本质上并不有趣的东西，硬是读出趣味来，可换句话说，很多东西或事情，如果别太用心去看去做，应该是挺有趣的。弗雷德丽卡告诉自己：“我要尽量对金斯利·艾米斯（金斯利·艾米斯（Kimgsley Amis， 1922— ），英国小说家、诗人。“愤怒”的青年代表作家之一。）、约翰·韦恩（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5—1994），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约翰·布莱恩（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 1922—1986），英国小说家。）和其他‘愤怒的青年’保持兴趣，我还要为学生们讲《蝇王》和艾丽斯·默多克（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作家。）。我虽然也出身于乡野，也很有自我意识和个人主张，但我不能认同那些作品里的世界观。相形之下，D.H.劳伦斯就不一样，他渴求知识、奋发学习，他对自然史和艺术史都有钻研之心，他认为人们应该勇敢地脱离矿区村庄，但那些作家却对他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肩上有筹码。我会告诉学生为什么这一点让我沮丧。”

她第一节校外课的学生像是一出荒诞剧的演员班底。托马斯·普尔曾告诉过她：“如果凑不到七个学生，这个校外课可能讲不成。学生来不来全看运气，尤其是你这种性质特殊的课。学生即使来了，但能不能留下来也看运气，基本上能留至一定的时间段就够了。但如果他们不要留下来，这个校外课也许得取消。”

讲课的地点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顶楼，顺着坚硬的金属扶手，走过四层陡峭的红石台阶，就到了他们的课室。弗雷德丽卡走进课室，抓紧时间对学生们简要介绍了一下讲课内容，还有比如“现代英国文学书写的几个趋势”这种概述。她面对的是十四个坐在极不舒服的小椅子上的成人学生，那些椅子看起来像是给地精做的——给利奥那个年纪的人坐还差不多。学生里有两个穿深色西装的挺年轻的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现在皮肤松弛但年轻时肯定也漂亮的女人，一个瘦小的穿一件干净的勿忘草色针织套衫、系一条密密麻麻小绿点图案领带的男人，一个面色严峻的女人，一个身躯庞大面容随意的女人，一个穿粗花呢子夹克的老年男人，还有一个修女。弗雷德丽卡朝这群陌生面孔围成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圆圈注视了一会儿。

“他们怎么能叫你们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弗雷德丽卡问。

修女答说：“见怪不怪了，有时候仅有的椅子是婴儿椅。我见过一位女士，卑躬屈膝、整身骨头蜷缩着坐进那种小椅子，最后她必须得像折叠梯一样，被折叠着送回家，太不幸了。”

“但我们天文课上，就有比较像样的椅子。”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

“我提议，”说话的是穿勿忘草色套衫的男人，“波特小姐，我们应该赶快到其他课室迅速果断地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椅子。”

这一张张脸，一张张色相斑驳的成年人的脸，跟艺术系学生们毫无同质性的脸，组成了一个圆圈，齐刷刷地面对着弗雷德丽卡，审视着她，同时也审时度势。弗雷德丽卡发现其中有个女人画着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精致眼影，其中有个男人戴着夹鼻眼镜。

“你知道我们该去哪些教室搜查吗？”弗雷德丽卡问浅蓝色套衫。

“我们下两层楼，去那个双倍大的课室，现在里面暂时没人。”

“我们不会惹祸上身吧？”大个头女人问。

“我们都是成年人，能惹什么祸？”弗雷德丽卡反问。

他们很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了那个摆满中学生椅子的空无一人的课室。穿西装那个人从教室里面把椅子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再递给站在楼梯上的这个互助组里的另一个人，一个接一个。差不多十分钟，这群人就按部就班地坐好了，他们原先坐的孩童椅被整齐地摞好，摆放在课室的后方。弗雷德丽卡这才开始讲课，她有点紧张，她不知道这些听课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听课。他们都是从伦敦各个角落走在一起的陌生人，他们可能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或者做完了一整天的家务，这些陌生人为什么想要了解战后英国文学呢？可能是正在写一本相同题材的书，可能是需要晚宴派对上的闲聊话题，可能是急切地想见人，见任何人都行，而关于战后英国文学的讲述，则会成为见面时的背景噪声，也可能是他们想要逃离他们被紧闭已久的房间，甚至可能是他们想以一种可定义的或不可定义的方式，改变一下自己。

讲课一开始的时候，这群人还不能算是一个整体吧，弗雷德丽卡感到对他们的姓名和性格一无所知，这是导致自己迟迟无法下定论的原因——她必须确定他们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背景，才能断言他们组成不了一个整体。于是，她做了记录：

“罗斯玛丽·贝尔（一个肤色深、纤瘦、美丽的女人，在医院里当社工）”

“多萝茜·布里顿（大块头的女士，杂志《女性的境界》编务助理）”

“阿曼达·哈维尔（漂亮的中年女子，皮肤晒得黝黑，有些皱纹，年届四十，无业）”

“汉弗莱·马格斯（穿婆婆纳蓝色套衫的男子，竟然在社会保障部门担任书记员）”

“戈弗雷和奥德丽·莫蒂梅尔（一对退休夫妇）”

“罗纳德·莫克森（计程车司机）”

“乔治·墨菲（股票经纪人）”

“易卜拉欣·穆斯塔法（研究生）”

“莉娜·努斯鲍姆（曾经是接待员，目前失业）”

“约翰·奥托卡尔（电脑程序员）”

“佩尔佩图阿（修女兼教师）”

“艾丽斯·萨默维尔（退休公务员）”

“吉丝蕾恩·托德（年轻的心理分析学家）”

“尤娜·温特森（家庭主妇，四个孩子的母亲）”

弗雷德丽卡对教学还有些生疏，她以前总是说自己永远都不要教学；但她不知道，她骨子里就流着教师的血液。她一边讲解，一边扫视着成排的学生。两个都市感十足、西装打扮的男人坐在后排，之后他们两人的座位会分开。一个黑色头发，一个金色头发。黑头发的男人看她时带着有点侵略意味的微笑。金头发的男人则爱盯着自己的膝盖。退休夫妇倒是满脸鼓励的笑容。大块头的女士似乎最认真听课，她能从弗雷德丽卡讲解的结构中抓到一种明确的节奏感。阿曼达·哈维尔涂了眼影的眼皮忽上忽下，又忽下忽上，弗雷德丽卡还不清楚这位女士做出聆听状是否真的意味着她在聆听。罗纳德·莫克森和莉娜·努斯鲍姆，焦躁不安，摇来晃去。莉娜·努斯鲍姆顶着一头指甲花红色染料染出来的大波浪卷发，摇得最厉害，而且动不动就用嘴唇发出嘙、嘙、嘙的声音，佩尔佩图阿修女和汉弗莱·马格斯，应该是最有聆听能力的两个人，他们毗邻而坐，既对讲者满怀敬意，又时而露出思索表情，而且几乎纹丝不动。弗雷德丽卡不停扫视他们，以探寻他们发出的感兴趣或者没兴趣的讯号。她编织起一张捕捉他们注意力的网——当弗雷德丽卡提及卡夫卡的时候，吉丝蕾恩·托德的关注力立即被抓住，因而极快地动了一下身体；当卡夫卡的名字第二次被提及，弗雷德丽卡的眼神和好几双女性的眼神相聚在一起。除了莉娜·努斯鲍姆不断的嘙嘙声和金发的约翰·奥托卡尔的垂目向膝，所有人的注意力就这么一点一滴地，被弗雷德丽卡一网打尽。向弗雷德丽卡提问时，大家的问题来得有点慢，但总归是有问题的：奥德丽·莫蒂梅尔的问题略显友善；汉弗莱·马格斯的问题问得比较专业，他显然是读过了教材中建议阅读的所有战后英国文学读物；多萝茜·布里顿问了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似乎是为了让气氛更加活跃才问的；乔治·墨菲的问题有点恶作剧的意思，这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弗雷德丽卡关于福利国家的讲述有前后不一之处。重点是他们都在与弗雷德丽卡对话，而不是互相之间说话。弗雷德丽卡借用罗斯玛丽·贝尔提出的一个颇有假设性的论点来回应那位尖刻的墨菲先生，这甚至引起罗斯玛丽·贝尔和乔治·墨菲两人就现实中和战后英国文学中的英国国民福利制度稍微交换了一些粗浅的看法——至此，弗雷德丽卡的“网”彻底织好了。全班人去学校附设的餐厅吃吃喝喝，并了解彼此，互相问着：“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对C. P.斯诺（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英国科学家、小说家，较为人熟知的作品是《陌生人与亲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小说系列。）有何见解？”或“你有没有看过《马拉/萨德》？”但没有人与修女说话。不过，修女独自安坐，静静喝茶，对这一切显得漠不关心。弗雷德丽卡以一种不敢确信的兴奋感观望着她的学生们，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想起了果林和平原。尤娜·温特森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她的胳膊肘边，那个本来静默、白皙的女人，出于社交目的，问弗雷德丽卡是否结婚了，是否有孩子。弗雷德丽卡不想与她进行对话，她满面嫌恶地转脸面对尤娜，看到的是尤娜那张松弛却难掩兴奋的脸。尤娜自顾自地说：“我有四个孩子，他们真是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是我十三年来第一次一个人出来。我也曾经修过经典文学，但读到一半就结婚了，迈克，也就是我丈夫觉得我没必要再读下去，我就停止了。我真希望我没有丧失思考的能力，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可能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我不觉得自己有勇气能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你看，这就是午茶时间的好处，但如果咖啡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后来，就像所有的集体一样，这个班级会发展出其独有的亲密和分歧，会分化成核心和替罪羔羊，会制定出同盟与联合的条例，会产生反对派及强烈的不赞同主张。弗雷德丽卡尽管对处理“团体政治”没有经验，但她已经意识到必须把这一群人整合起来，因为这攸关她的个人利益及立场，毕竟，在吃零嘴和喝茶的休息结束后，她的责任是站在比他们更高的位置，对着他们所有人讲一小时的话，聆听他们的话，也确定他们会继续上课。

这群成年人学生和那些“专业”学生不一样。成年人渴求新知，他们来自他们相信的所谓的真实的世界，来自职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真正体尝经历过的事情——婚姻、新生、死亡、成功、失败，而这些经验对年轻学生来说，不啻为翻遍了课本每一页也触不到一点点形貌的幻影。成年人倾向于对照着生活，来检视和衡量书中所写的内容，也常常发掘书的欠缺。“我读了之后，简直笑得快抽筋了，”计程车司机罗纳德·莫克森说到《幸运儿吉姆》中出租车司机家的床单被烧那一段，“但我要是哪天愿意拿出时间来讨论这个描写为什么好笑，我想我一定是疯了。”乔治·墨菲，那个股票经纪人，半嘲笑半寻衅似的问为什么小说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联少得可怜：“请原谅我的评论，不过举例说吧，厨房、媒体、学术界……你们想想看，哪一个跟小说内容有关系？”他把话说开了，“不止如此，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事，比如跨国公司，越南那些被闻所未闻的方法杀害的人，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人类登上太空……这诸多事物，小说从来没提及也似乎不知情。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小说呢？”

弗雷德丽卡问：“那么你为什么要来上课呢？”

乔治·墨菲笑了：“我原本不过是要去上一个小摩托车的维修课，哪知道只要再交个十先令，就可以多上另外一堂课，所以我就来了。”

弗雷德丽卡又问：“那么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听这堂课呢？”

“噢，我想考虑一下生命、死亡和性，我想这堂课终究会谈到这几个话题吧。”

弗雷德丽卡为他们讲的另一个内容是“托尔斯泰的怀旧情绪”。她的讲稿来自艾丽斯·默多克和多丽丝·莱辛。两位女作家都对托尔斯泰书中流露出的怀旧情绪表达过尖锐的不满，因为他在怀旧的基调上采用碎片式的现代书写形式，直接造成了人物道德观的单一和简化。于是，这些成年学生，竟然开始讨论书中的人物角色，听起来，比起书中人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更加真切、重要、有趣。他们抓住这堂课，攻击弗雷德丽卡。他们问她：“为什么？为什么艾丽斯·默多克、多丽丝·莱辛非得读托尔斯泰？”多萝茜·布里顿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艾略特、托马斯·曼、《包法利夫人》，或者普鲁斯特的书？”而就在那堂课上，弗雷德丽卡跟大家说定了，说下学期要讲那些作家。弗雷德丽卡目前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

弗雷德丽卡和她的好朋友艾伦·梅尔维尔坐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她跟他讲了校外课和“托尔斯泰的怀旧情绪”。她说：“滑稽的是不管是由怎样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里，矛盾总是与性有关的。”艾伦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用他那令人愉快的苏格兰口音轻声细语道：“但看起来你非常喜欢教学，你现在越来越像我记忆中那个弗雷德丽卡了。你的学生们，他们是不是都爱上你了？”

“学生里是有一个很俊美的，但他从来不说话。”

“我可没有问你有没有爱上他们。你爱上他们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你必须意识到，他们肯定都会爱上你，这就是团体领袖的天性魅力，但你可不能把这跟私人情感混为一谈。”

“我们现在都成群结队地外出，比如上完课去酒吧喝一杯。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一起去，他们像是比较亲近的几个人组成的核心小团体，然后他们也邀请了我，我又尽可能地让其余的人都加入，不让这个小团体来来去去只是那几个活跃、热情的人。”

“你本来就有这方面的天资，你生来就会做一个好老师。”

“才怪呢。我教书反正只是一时的，我好像又有自信心了，尽管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运用这种自信。不过，我就先运用在课堂上吧……”

他们俩大笑起来。弗雷德丽卡真心觉得有个很棒的异性朋友简直是至高的快乐。她看着他棱角分明的清新面孔，感觉到自己对他的一腔爱意：他非常吸引人，很性感，但她深知自己不能被他吸引，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会如此明白，但她却明白：做艾伦的朋友，会是双重的喜悦；而做艾伦的情人，却会是一场灾难。可她到底是怎么明白的呢？是何等无言的保留？是何等含蓄的神会？是何等简明却悲伤的沉默？让她探查到了一旦爱意萌生，必将引致灾难？她还是说了：“我是真爱你啊，艾伦。”

“我的确需要被爱。喝完咖啡后，来听我讲关于画家维米尔的课吧，我为维米尔这堂课写了精彩的讲稿，你要是能来听的话，我再开心不过了。”

会画画的戴斯蒙德·布尔，踱到了两人身后。戴斯蒙德·布尔也是个苏格兰人，瘦骨嶙峋，姜黄色的眉毛像是毛茸茸的虫子一样，满是须根的厚实下巴，透亮的蓝眼睛，唯他棕红色的头发细软而稀疏，所以不得不剃成一个光头。他的胸毛反倒浓密，从他敞开的衬衫领口蹿出来，是火红的簇拥的虬曲的一团。他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没系扣子的开襟衫，原本的颜色几乎难以辨认，可能是某种蓝色吧。

“我会去听你的课，艾伦，我很愿意去看看你准备的关于维米尔的幻灯片。放心吧。”

“我在考虑到苏富比申请一份全职工作。”艾伦突然蹦出一句，显然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那你肯定会变得富有。你就不会在你的班级里发现那些仪式了。”

弗雷德丽卡不解：“仪式？”

“就是一些唱名活动，挺老派的唱名，里士满·布莱办的。他按照权力等级来排列他的学生们，从高到低逐一点评。极有娱乐性。哦，主谋者来了。”

里士满·布莱微笑着靠近他们，端着一个精致的日本瓷杯，喝的是类似花草茶的饮品。这间公共休息室几乎是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收藏室，收纳着学生们各式各样的作品——一个斑马纹的沙发，一个猩红色的长凳，几个坐上去很舒服的包豪斯设计风格的用皮料和铁做成的椅子。休息室的几面墙上挂着的也都是学生的画作，作品的选取方向迎合了学生们时下创作的几个趋势：两张细腻的硬框的抽象亚克力绘画；一张画着巨大的浅灰色的抽象风格的旋风；一张画上画着暗绿色公园中的一个棒状物，有L. S.洛瑞（L.S.洛瑞（L.S.Lowry， 1887—1976），英国画家，主要以刻画英国西北部20世纪中期的工业生活为主。）、乔治·秀拉（乔治·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 1859—1891），法国画家，点彩画派代表画家，新印象派重要人物。）、埃米尔·诺尔德（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 1867—1956），德国著名的画家。）的风格；一张画着的是圆锥帽上的神秘漂浮物。还有一张是约翰·林内尔（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 1792—1882），英国风景、人像画家、雕刻家。）为塞缪尔·帕尔默创作的肖像画的复制画，画中的塞缪尔·帕尔默有一种温和的农人气息；另有两幅画是帕尔默版画的复制画，画中是羊群、云层、林木、暗影、光线、纵向的构图、神秘的空间，最终，画面中所有图像都没入线条之后。咖啡壶也是学生们做的：一把银的，是珠宝设计系的学生手工打造的，银壶上玫瑰色的玛瑙手柄格外奢华、抢眼，还有一把是工业设计系学生们制作的，外观看上去简朴又实用，但倒水时并不怎么流畅。茶壶有这两把，而茶杯各不相同，有沉重的陶杯子、轻薄的瓷杯子、画着卡通猴子头的杯子、卷心菜形状的结构失衡的杯子、上了玫瑰釉的完美的圆形杯子。

“我收到不少关于你的课的良好反馈，”布莱对弗雷德丽卡说，“学生们喜欢你的课。”

“听到这个，我很开心。”

“我也听说你在一间出版社工作。”

“我只是为一间出版社做些预读、审读之类的工作，都是在晚上读的。大多数都是些垃圾。”

“我目前正在找一个出版人，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算是非同寻常的一本书，请容许我这么奉承自己，但是对写作者来说，挺叫人难过的，书不太容易出版。我想问：你是否介意帮我审读一下？”

弗雷德丽卡说她很荣幸，也随即补充说她对出版这一行也不是特别熟，她说自己几乎还是个门外汉，就算读完了，她的意见可能也派不上太大用场。

“但你现在肯定对出版界那些生意人的头脑多少有点想法了。你肯定听过J. R. R.托尔金的故事。他的出版社原本拒绝了《魔戒》的出版，但最后作为一个利益均分的项目还是出版了，只为讨好‘教授（J.R.R.托尔金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但看看现在谁变成有钱人了？太过商业的头脑总是无法理解大众对罗曼史和神秘故事的饥渴。”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弗雷德丽卡说，她盯着身前的玻璃桌看，玻璃桌下是布莱那因为过分热情而交缠在一起的两只脚，缠过来缠过去。

“我还有十分钟就得开始上课了，”艾伦说，“我得去看看我的幻灯片。”

“你一定得做好学生的出席登记，”布莱提醒道，“如果缺席艺术史课，那些学生可不能拿到他们的学士学位，这是规定。”

“我知道。”艾伦说。

艾伦在教室里准备好了幻灯片。戴斯蒙德·布尔和弗雷德丽卡就坐在投影仪下。从就快开始上课，到终于该上课，再到上课时间过去了十分钟，没有任何学生来。就在这时，教室门被推开了，出现的是裘德·梅森，他穿戴整齐，一改过去衣不蔽体的模样，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丝绒女士长袍和一条紧得透不过气的午夜蓝的丝绒长裤。他走进教室时既没有看他们任何人一眼，也不发一语，径直在前排坐下，但尽可能地与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和弗雷德丽卡保持了距离，矫揉造作地铺开自己的长袍，并理了理长袍的下摆，又合起双手，点了点头，像在教堂里似的。

“正如我所料。”艾伦说。

“但还有我们在，”布尔安慰他，“让我们听听你所要讲的维米尔吧。”

“就算在剑桥念书时，我也不会去上上午十一点的课，”弗雷德丽卡说，“一整个上午会被十一点的课毁掉。”

“是啊，我也不会来上课。”艾伦边说，边在他的学生出勤表上画出一连串工整的“0”。

“学生们之间好像有一股思潮，”布尔说，“他们坚信：过去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死亡。他们认为历史毁灭了独创性。他们认为学术讨论是反艺术的行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一定要完成一种决裂，掀起一种反叛，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维米尔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压迫者。”弗雷德丽卡不解。

“可能学生们眼中的压迫者是我，”艾伦说，“我对学生们说，我认为维米尔在他画作的小角落里静悄悄地解决着难题，所以他们就把整块浮夸的、放大的画布拿去探索，不断探索，他们宣称比维米尔还能解决更多难题，绝对更多……”

“画布的尺寸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布尔说。

“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但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引起我的兴趣。”那个拉锯似的声音从第一排上传过来，“我们还在等什么？”

于是，那些画作——或者说不是画作，而是画作的浅淡光影，就像是被色彩渗透了又被光线定格了影像的透光薄片，显影于屏幕上。一个女人从奶罐里倾倒着源源不断的牛奶，在一片平整的光面中，一个女人称量着金沙……这些女人极其私人的静默，竟吸引着另一些人专注的面目，“她们应该知道，”弗雷德丽卡心想，“那些女人知道自己正置身其中的这聚精会神的一刻，将会无限延长，长至永恒，又或者至少会延长到一个非人性的时间点。”维米尔画中的“几何感”，体现在地图、壁毯、半开着的玻璃窗窗棂上，而“调和感”，则通过光来实现，光带来了调和，光也被调和着。《代尔夫特风景》（《代尔夫特风景》（The View of Delft）是维米尔绘于1660年至1661年间的油画作品。）一作中，黄色的屋顶组成补丁般的斑块，船只与水面相接的部分形成了完美的球面形光域，这激发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安静的、高度集中的，而且明显不含任何一丝愠气、伤痛或攻击的冥思。艾伦向他们展示一些特定光线是怎样用暗箱捕捉到的。他用自己新的束光灯、镜头来完成它们所能达到的视觉效果，向弗雷德丽卡和戴斯蒙德·布尔揭示出那些维米尔从未见识过的画面：显示一支画笔，变成一只半张的嘴巴，接着是毛发，然后是一束无限逼近湿润眼球的光芒，近到那束光飞散成为闪烁的碎片，又组合成蘸着色彩的一支完整无缺的画笔。然后他回放了这些幻灯片，那个女人又回到一个房间，或者轻抚小钢琴，或者称量金沙，或者倒牛奶。

当艾伦完成这一切后，那个拉锯似的声音问：“你简直可以哭出来，是不是？”

这是毫无来由也让人无从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艾伦也没有回答裘德。布尔说：“画家在抱怨，艺术史研究者在抱怨，他们共同抱怨的是此刻每个人都只强调透明度，而那种透明度其实是光的颜色，不是颜料的颜色。所以说观赏者们自始至终就是错的——眼中看到了错的东西，那些画家和史学家就是那么说的。我却要说，这是一种新的观点，光是可见的，我们都看到了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我们甚至可以学习怎样把东西画成透明的。”

艾伦说：“年轻学生在讨论猛击伦勃朗和维米尔那些画家的方法，他们觉得年轻画家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度。这种火气可不可怕？”

“大概是俄狄浦斯那种仇父恋母的情结吧？”弗雷德丽卡说，“会不会是这样？”

“至少俄狄浦斯感到良心有愧，亲爱的，你再看看那些年轻学生，他们坚称自己在发起一场神圣的战争。是青年与老人、死者之间的对峙。”

“但他们自己也会长大、老去啊。”弗雷德丽卡说，她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年轻人口不断激增的整整一个时代，但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些相当“专业”的年轻人不能理解自己某一天也将会老去的事实。

“他们可能永不会老去，”拉锯的声音说，“他们正在施展阻止时间前行的魔法，他们正在创造一个个不朽的时刻，他们正在改变生命的大方向。”

女人从奶罐中倾倒着牛奶。奶罐中的牛奶永远充盈，她灵巧的手部动作永远不会停止。

裘德·梅森问：“你是否真的以为，千年后，算了，别说得太夸张，就说两百年后吧，到那个时候，你觉得我这柴木般的四肢和我这并不明晰的面目，会在剧院的银幕上流泻出光彩？”

布尔回答道：“我可以想象得到啊，非要我说的话，如果你的形象是用那些本身就过时或遭到淘汰的材质塑造出来的，你很有可能出现在剧院的银幕上。”

“只有写作是上策，”裘德·梅森说，“要保持自己形象不灭的话，只有写作。我就在写一本书。”

“每个人都在写书。”弗雷德丽卡说，但她此时想起的却是有点歇斯底里的里士满·布莱。

对戴斯蒙德·布尔被她深深吸引这件事，弗雷德丽卡心知肚明。但这对弗雷德丽卡来说并不是特别值得庆幸的。因为她很清楚，戴斯蒙德·布尔同时被一半以上的女学生吸引，可能还有一些女教师也得布尔青睐。不管怎样，戴斯蒙德·布尔的倾慕，的确在弗雷德丽卡此时新旧转换的生活中带来一丝星火，也激起了弗雷德丽卡面对新人生的意愿。戴斯蒙德·布尔踱进弗雷德丽卡窄小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就正对着底层的美术教室，美术教室里，学生们在一束纯净的光线中研究裘德·梅森那灰扑扑的肉身。弗雷德丽卡用屏幕遮挡着这一切，她静静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你要不要在午餐时间来看看我的画作？我在克勒肯维尔有一个画室，我可以开我的厢型车载你去。”

“我得回家看看我儿子，我也坚持回家吃午餐。”

“去看看又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肯定会喜欢的。你儿子占据了你所有的人生呢。”

“我还是不去了吧。”

“但你会跟我来的。”

她的确跟他去了。他买了一根法国长面包，一客意大利腊肠和一瓶瓦尔波利塞拉葡萄酒，两人上了他的厢型车。弗雷德丽卡知道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发生得很频繁，只是每一次坐上车的女人不同。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她是喜欢布尔的，比如，她喜欢他每次思考问题时，眉毛就蹙成一团。车门一关，弗雷德丽卡就闻到一股挣扎着的微弱的大蒜味，混合着一种身心俱疲的强烈气息，还有更强烈刺鼻的松节油的气味，而戴斯蒙德·布尔身上也散发着石油溶剂的味道，那是他画画时用的东西。弗雷德丽卡一本正经地想，画家是必须被荷尔蒙牵着鼻子走的，必须臣服于荷尔蒙的操弄。布尔的笑容，强健的体魄和他敏捷的双手，都很迷人，但他身上那股味儿真是叫人受不了。她在他身旁挺直地坐着，他们俩讨论起裘德·梅森。

“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布尔说，“他每次都是通过苏活区一间邮局的存局候领业务来收取信件。你可能觉得他挺可怜的，不过他自己的人生当然由他自己做主，他喜欢脏兮兮和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不过，也并非全然如此，他人格中有正直健全的部分。对了，里士满·布莱倒觉得他疯了。”

“要我说，里士满·布莱才疯了。”

弗雷德丽卡本想说读过里士满·布莱写的《银船远航记》，但把这些话咽了下去。

布尔说：“对，我认同，他比威廉·布莱克那种画家还要疯，是一种傻疯。”

戴斯蒙德·布尔的画室位于一个大仓库之上。它由两个巨大的房间组成，要上去得登过一截铁梯子。画室里油画的气味更加浓烈，让弗雷德丽卡仅剩的一点食欲都被冲散了。两个大房间合成的空间非常宽敞，但生活起居的部分则很小。两个大房间所有墙上都覆盖着大型的画布，画布被架在拉伸器上，挂得相当高。在每个房间的中央都放了一个双层床垫，床垫上摆着皱巴巴的几个枕头，铺着明亮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毯子。其中一个房间摆了一台电灶和一个电子水壶，另一个房间则有一台不大的冰箱。

“坐下吧，怎么舒服怎么坐。我家装潢摆设十分简单，这里可以开个派对，也便于私密的二人相约。我把这两个房间叫作分裂的戴斯蒙德·布尔。在你的左边，是‘摩登画家劳森伯格（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美国画家、图形艺术家，他的早期作品启发了波普艺术。）’；在你的右边，是来自‘苏格兰的欧洲人’，一位充满负罪感的美术创作者。你喜欢哪边的我？”

“我哪能说得出来？每个房间我都看不完整。”

“你想让我把画布收起来吗？”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不对吗？”

戴斯蒙德·布尔拔掉了买来的那瓶酒上的软木塞，找了个塑料杯，给弗雷德丽卡倒了点红酒。这不是什么好喝的红酒，太酸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弗雷德丽卡肩上。

“噢，我可不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布尔说，“可能是来欣赏一下我的版画之类的？我们俩怎么不好好坐下，聊一聊，做些放松的事，再聊会儿，然后想想看工作什么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弗雷德丽卡的乳房上。弗雷德丽卡也友善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他的手上。她身上有沉睡着的一部分，想复苏过来回应。可同时她红肿的发热的身体内里，一些疼痛和悲苦也被一起唤醒，坚决地拉扯着她。戴斯蒙德·布尔给了她一个温热又带着松节油味的吻。弗雷德丽卡说：“我现在有点恍惚，就是这一刻，我想这种事不能进行下去。我想看看你的作品，我来就是要看看你的作品的。”

布尔一瞬间面露窘迫的神情。弗雷德丽卡愉快地想：搞不好，比起他那些藏起来的作品，他更情愿和坦然展示的是他的裸体吧。布尔对弗雷德丽卡的性爱欲望，那场可能发生的性爱，让弗雷德丽卡变成了一个“女孩”，当时布尔眼中的她，就是个女孩，但当他们重新开始对话，弗雷德丽卡又变成了别人，不再是那个女孩了。布尔说：“嗯，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他考虑了一下。“你要知道，这些作品很私密，全部都带有私密性。我把它们创作出来，是为了要卖出去，尽管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画出来的，这听起来有点叫人发狂——独自做出这些作品，但它们又必须被观赏、审视，又必须全部离开我的屋檐庇荫，暴露于天光之下。”他说，“我快有点精神分裂了。”“精神分裂”是个很时髦的词汇，但当他把所有画布都掀开时，弗雷德丽卡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弗雷德丽卡左边的画室里，是一个奉行着“艺术为一切，一切皆艺术”这种观点的艺术家的创作产物。不明所以的人来到这间画室，可能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旧货店。其中有一幅作品，由成百上千条电线制成，各种各样的电线，裸露的、缠绕的、裹着厚涂颜料的，颜色也多得不胜枚举，拧在一起的纤细红色电线，圆滚滚的黑色电线，防腐的重工用途的蓝色电线，除此之外，还有橘色的、棕色的、绿色的、明黄的……所有的电线纠缠着连接着，像巢穴，像网，像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像卡通片里的玫瑰。另一个作品则是成排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都是从我母亲住的那条街上的每栋房子的每个花园里捡来的，每块鹅卵石都代表着一个郊区住家的花园。这块又大又绿，那块既薄又带有赤褐色。它们排列的顺序跟那些房子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他顿了顿说，“那块笨重的灰色鹅卵石属于一个烫着卷发、得了癌症的女主人，那块石英质的鹅卵石代表一个颇具姿色的金发女郎，我有一次看见她穿着日用睡袍从自家门阶上走出来。”

“可我又看不到，我要怎么看到？”

“你看不到。可一旦我讲给你听了，你就知道了，不是吗？你不可能抹去自己的认知。你可以仔细观察这些鹅卵石细微的颜色差别，你看到了吗？是色彩的汇集——我喜欢这块血红色、带有蓝色斑纹的，踩过它的那个女人，穿着令人绝望的、悲伤的、皲裂的黄色高跟鞋，她趾高气扬却步履蹒跚。每块鹅卵石都有编号，编号正是房子的号码。”

“那么，哪一块代表着你母亲？”

“你看，你这才问对了问题——我能不能在一排的石头中找到我想找的那个人？你说说看，哪个是我母亲？”

“42号是一颗干枯的西瓜种子，而其余的全是石头，42号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也罹患癌症，是卵巢癌。她正日益萎缩。我告诉了你，但不表示这些事情没有私密性。”

“可是这是一排石头啊……”弗雷德丽卡连声音里也难免透出挣扎，“如果没有你的讲解，这些石头对我而言是否有任何意义？”

戴斯蒙德·布尔揭开了一幅又一幅作品，他凭创作打破了僵持，他用色彩、图形和物件填充了画室，让空余的空间更显压缩。他又展示了一件用俗艳的印花衬衫的碎片拼接成的一件诡异却令人怡悦的作品，布块全部被烫得非常平整，可以看见蓝色和黄色的雏菊，粉色和红色的罂粟，橘色和紫色的木槿。

“你会盯着这些颜色的碰撞、混合，一直盯到眼花和出神，”他说，“你听到了吗？时装店的橱窗在向你尖叫。”

他揭开了越来越多的作品——竟是些黑的画布、白的画布，那些画布有的尺寸相近，有的发着光，有的似乎被胡乱涂抹了黑或白的油彩，透过油彩，隐约得见的是：这儿飞出一只血红色的细纹蝶，那边长着一片苹果绿的模糊树丛，又或者黑色污迹下是泛黄的赭色，烟雾朦胧中透出靛蓝。

“劳森伯格擦掉德·库宁（威伦·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的素描，在上面重新绘画。我秉持的原则是艺术存在于世界的一切事物上，我们各取所需，任意解读。你现在看到的全都是我重新涂抹过的作品。都是我以黑色和白色在旧作上所做的挣扎。我还记得起来那些画中原来都画了什么——这张其实是我画得挺好的一张立体派自画像，那张是带有波纳尔（波纳尔指的是皮尔·波纳尔（Pierre Bonnard， 1867—1947），法国画家和版画家。）风格的风景画，画的是从窗口望向花园，但不管怎样，还是掩盖不了我没有创意的真相……哦，你看，黑色之下还有苹果花星星点点地绽放呢。”

“你抹去了原画，是因为你很喜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

“两种情况都有，都有。有些是我太过喜欢的作品，有些则是极度令我不齿。”

“听起来倒是很有理论性。”

“的确如此。但也不缺乏激情。这就是我被艺术深深吸引的原因，这就是我从事艺术创作的原因。我相信这出于我对于艺术的观点是——艺术为一切，一切皆艺术——这有点像服食迷幻药，所有的世界都开始外爆和内爆，爆炸带来的是熠熠闪烁的新寓意。但你不跟我做爱，这件事我有点失望，那种紧张感和刺激感被破坏了。”

“真是做爱的好理由呢。”

弗雷德丽卡仍然纠结于自己和那些神秘又再普通不过的鹅卵石之间的关联。

“我想说的还是鹅卵石，事实上，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你的故事和想法，这些鹅卵石根本于我毫无意义。我面对这样一幅作品，心里想的是：我还不如自己去排列一排鹅卵石，或者排列一排衬衫碎片什么的，又或者是用巧克力糖纸做一幅拼贴画，诸如此类的。”

“但你却自此再也忘不了我的鹅卵石。”

“没错，”弗雷德丽卡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她自己几乎为此事感到不快，“我肯定无法遗忘。”她真的忘不掉了。

“如果别人送给你鹅卵石，”布尔说，“那不是什么好礼物，因为鹅卵石有记录和被读取的功能，所以别收为妙。我交过一个女朋友，每次来我这里，都带着一大袋自己的衣服，全是她认为我会喜欢看她穿的衣服。我就用她奉献的衣服创作了一幅拼贴——每操她一次，就往上面贴一块布——但对我来说，在那段关系里，我自始至终是三心二意的。”

他们买回来的那瓶酒喝完了，又喝了一瓶，第二瓶是从床单底下摸出来的已经开过的，戴斯蒙德·布尔带她进入了第二个画室。这一次，他不说话了，他只是从一面墙移到另一面墙，费力地搬下那些画布，累得呼哧呼哧的，而除了如“画中是一堆面具”“画中是另一堆面具”“画中又是一堆面具”“画中是一堆燃烧着的面具”之外的话，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讲解。

弗雷德丽卡这次也不言不语。她对绘画所知有限，所以无法评论画作，甚至也不知道看一幅画，如何正确地去观察、思考。她在艺术学校里待得已经足够久了，她很清楚视觉或图像不需要被强硬转化成叙事文本，但画中的面具图形似乎在邀请着她进行叙事解读。画面中的面具真令人感到不安和混乱，它们是有关节链接的骨骼，又或者是静态艺术表达方式下的扁平化的意象，其实是蒙上了面具的种种极致情绪——是恐惧、狂喜、是性兴奋的变异、是充满挑逗的痴笑、是生理年龄“模板”的碎裂；但同时，这些面具又相当平面，无非是均匀铺陈的颜料和色块，是接壤的平面，是黑暗中飘浮着的颗粒形状连成的一条纽带，突然间，在另一道光线里，闪现出黯淡空洞的眼睛，这一切都化于画中，连光线也是由颜色创造出来的。画上的颜色有的明亮，有的晦暗，正红色、鲜红色、金色、维罗纳蓝色……有的颜色则很浅淡，薰衣草色、石灰白色，还有一些以蜡质的色彩为底色，点缀着透明度高的肉粉色，另外，画面中这边伸出一只黄色的手，那边是一只天蓝色的脚。

“我试图在呈现具象绘画的不可能性。”

“关于这一点我的感想是，我所看到的似乎是在一个抽象世界里的躯体。”弗雷德丽卡这番话说得有几分机智，几乎是接着他的话说的。

“你的观点是我没预料到的，至少没有在画中明确表达。不过，我喜欢你的说法。再来点酒吧。”

“我还喜欢你画中的粉红色。”

“那是恩索尔（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 1860—1949），比利时画家、版画家，常被视为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画家。）常用的粉红色。他的粉红色穿透人心，我还在学习对那种粉红色的使用。你或许可以说那些面具是恩索尔的，但这些粉红色也是我的，那不是他专属的粉红色，我的粉红色也区别于他那种恐怖的嘉年华会上的粉红色，我的粉红色是有希腊神话色彩的，是关于对某一段被遮挡的往昔的溯源。”

“也呼应了那些被擦掉的画所要传递的信息。”弗雷德丽卡灵光一现，说出了这番话。他不得不眼神锋利地看着她。

“的确有这样的意味，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如果哪一天，你在‘状况之内’，你一定要回来，我们可以享受一段开心、悠长而友好的关系，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人是否能与擦掉的画交合？弗雷德丽卡陷入头晕目眩的思考中。而一个赤身裸体、神气活现的男人，是否是一副面具？那副面具是否遮盖了头脑，只露出了不断注视又注视、再接着求索真意的一双眼睛？

“我该回去看看我儿子了，”她说，“我很高兴我看了你的作品。”

弗雷德丽卡回到了布卢姆茨伯里的公寓，利奥乖巧地和托马斯·普尔、西蒙坐在一起。见到妈妈回来，利奥没有奔向她、迎接她，这是一种惩罚，他滴溜溜转着的眼睛充满了烦恼和急于惩罚她的愤懑。托马斯·普尔也一样生气，不过他盯着弗雷德丽卡时，有一种想得到她的欲求。他说：“你所在的出版社那位帕罗特打来电话找你，还有休·平克，人人都要找你。还有托尼·沃森，他跟《新政治家》出版社的人谈妥了，让你写书评。”

“好的，我有点累。”

“我去给你泡一杯咖啡。坐下吧，我去泡咖啡给你。”

他站起身来。她极其负疚。她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回来了。托马斯·普尔经过她身边去厨房的时候，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利奥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可真叫人讨厌。”

“谁？你讨厌谁？”

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讨厌不知道别人的行踪。我喜欢别人在我知道他们会在的地方。在布兰大宅里，每个人在哪儿我都知道。”

“我没出去很久啊，我总是回到你身边啊。我在为我们的生活奔波着。”

“我们曾有过生活。”

弗雷德丽卡无法言语。利奥蹑手蹑脚地蹭到她身边，用双手围住了她的腰。

“没事的。”利奥说，她其实也想说同样的话。

她低下头去碰触利奥的头，她嗅着他的头发。除此之外，她再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中一条睿智的狗奔跑了几百英里，循着气味，被那块充满磁力的故土牵引着，奔回那块它熟悉也深爱过的土地。她嗅闻着的这丛头发，就算和其他头颅上的头发全部挤到一个房间，她仍能凭嗅觉辨出这丛头发。这句“没事的”，会穿透所有的语言，传到她的耳里；这个小人儿，就是她的中心。这并不是她能够自由选择的，但这是个事实，是个比其他事实都更坚决而确凿的事实。这是如此狂暴的一种爱，狂暴到几乎抵达了爱的对立面。

“有时候，我们爱一些人的时候，会爱到恨他们。”她低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