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

［德］海涅著

钱锺书译

我童年知识已开、颇能认字以后，第一部读的书就是萨费特赖的堂米盖尔·塞万提斯（本引言中人名等译法与杨绛译本有所不同，为保持钱锺书译作原貌，未作统一。——编者注）所著《曼却郡敏慧的绅士堂吉诃德的生平及事迹》（敏慧（scharfsinnig）。塞万提斯的原字ingenioso是按照它那拉丁语根的意义用的：“有天才的”，“心思创辟的”。这种用法有它的理论根据。罗马哲学家赛尼加（Seneca）的权威著作“论心地平静”（De Tranquillitate）第十七章第十节里引证希腊旧说，以为“人不疯狂就作不出好诗”，“一切天才（ingenium）都带几分疯气”，所以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举动疯疯癫癫，而称他为ingenioso——“奇情妙想的”。在近代西欧语言里，这个字丧失本意，大家只解释为“聪慧”或“乖巧”，跟堂吉诃德的性格就不合拍了。）。一天清早，我从家里溜出来，急急上皇家花园去，可以从容自在看《堂吉诃德》；那片刻的时光，我还回忆得很清楚。是五月里一个明媚的日子，秾丽的春天躺在静穆的晨光里，听那个娇柔献媚的夜莺向它颂赞。夜莺的颂歌唱得温存似的软和，醉心融骨似的热烈，最含羞的花苞就此开放，多情芳草和披着薄雾的阳光就吻得更忙，花木就都一片欢欣，颤动起来。在所谓“叹息小径”里，离瀑布不远，有一条长了苔衣的旧石凳，我坐下来，把这位勇士经历的大事情来娱乐我的小心灵。我孩子气，心眼老实，什么都信以为真。这位可怜的英雄给命运播弄得成了个笑柄，可是我以为这是理所当然，遭人嘲笑，跟身体受伤一样，都是英雄的本分；他遭人嘲笑害得我很难受，正像他受了伤叫我心里不忍。上帝创造天地，把讽刺搀在里面，大诗人在印刷成书的小天地里，也就学样；我还是个孩子，领会不到这种讽刺，看见这位好汉骑士，空有义侠心肠，只落得受了亏负，挨了棍子，便为他流辛酸的眼泪。我那时不大会看书，每个字都要高声念出来，所以花鸟林泉和我一起全听见了。这些淳朴无猜的天然品物，像小孩子一样，丝毫不知道天地间的讽刺，也一切当真，听了那苦命骑士当灾受罪，就陪着我哭。一株衰老不材的橡树微微啜泣，那瀑布的白色长髯飘扬得越发厉害，仿佛在呵斥人世的险恶。看到那头狮子无心迎斗，转身以屁股相向（见《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十七章。），我们依然以为这位骑士的英雄气魄可敬可佩。愈是他身体又瘦又干，披挂破烂，坐骑蹩脚，愈见他的所作所为值得夸赞。我们瞧不起那些下流俗物，那种人花花绿绿，穿着绫罗，谈吐高雅，而且顶着公爵头衔（《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十章至五十七章写一位公爵和他夫人想出种种花样来作弄堂吉诃德。），却把一个才德远过他们的人取笑。我天天在花园里看这本奇书，到秋天就看完了；我愈读下去，就愈加器重，愈加爱慕杜尔辛妮亚的骑士。有一场比武真惨，这位骑士很丢脸，输在人家手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念到这段情事的那一天。

那是个阴霾的日子，灰暗的天空里一阵阵都是气色凶恶的云，黄叶儿凄凄凉凉从树上落下来，憔悴的晚花奄奄待尽，头也抬不起，花上压着沉甸甸的泪珠，夜莺儿早已不知下落，望出去是一片衰盛无常的景象。我读到这位好汉骑士受了伤，摔得昏头昏脑，躺在地上。他没去掉面盔，就向那占上风的对手说话，声音有气无力，仿佛是坟墓里出来的。他说：“杜尔辛妮亚真是天下第一美人，我却是世上最倒霉的骑士。尽管我本领不行，真是真非不可以颠倒。骑士大爷，你举枪刺罢！”（见《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六十四章。）我看到这里，心都要碎了。

唉！那位光华耀眼的银月骑士，打败了天下最勇敢最义气的人的骑士，原来是一个乔装改扮的剃头匠！（乔装银月骑士的不是剃头匠，是堂吉诃德同村一位大学生，在第二部第三章里就出现。）

我在“游记”第四部里写了上面一段，描摹多年以前读《堂吉诃德》的印象。如今又过了八年了。天呀！时光真是飘忽！我在杜塞尔多夫地方皇家花园的叹息小径里把这部书看完，还仿佛是昨天的事呢。这位伟大骑士的所作所受，依然叫我震惊倾倒。是不是好多年来，我的心始终没有变呢？还是绕了个巧妙的圈子，又回到童年的情思呢？后面这一说也许道着了，因为我记得每隔五年看一遍《堂吉诃德》，印象每次不同。我发育得是个青年的时候，伸出稚嫩的手去采生命的玫瑰花，爬上峰巅去攀附太阳，夜里做的梦全是老鹰（从中世纪宗教画起，老鹰就是光荣的象征。）和清白无瑕的少女，觉得《堂吉诃德》扫兴乏味，看见这部书就不耐烦似的把它搁在一边。后来我快成人，跟这位拥护杜尔辛妮亚的倒霉战士稍稍相安无事，而且嘲笑他起来了。我说，这家伙是个傻瓜。可是，说也奇怪，在人生的程途里，尤其是徘徊歧路的时候，那瘦骑士和那胖侍从总追踪在我后面。还记得那回上法国去游历。有一天我在驿车里发烧似的睡得很恍惚，清早醒来，朝雾朦胧，看见两个脸熟的人夹着我的车子齐驱并进。右面是曼却郡的堂吉诃德，跨着他那匹行空绝迹的马驽骍难得；左面是桑丘·潘沙，骑的是他那头脚踏实地的灰色驴子。我们到了法国边境。区分国界的高杆上一面三色旗迎着我们飘荡，那位曼却郡的上等人恭恭敬敬鞠了个躬；第一批法国宪兵向我们走来，那好桑丘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这两位朋友抢在我头里去，影踪都不见了，只有驽骍难得的振奋长鸣和那驴子的应声酬答还偶然听得到。

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背脊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但是，土博索的杜尔辛妮亚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尽管我苦恼得很，躺在地上，我决不打消这句断语，我只能如此——银月骑士呀，改装的理发匠呀，你们举枪刺罢！

伟大的塞万提斯写这部大作，抱着什么宗旨呢？那时候武侠小说风靡了西班牙，教士和官吏都禁止不了，是不是塞万提斯只想把这种小说廓清呢？还是他要把人类一切激昂奋发的热情举动，尤其是武士的英风侠骨，都当做笑柄呢？（第一种说法是根据塞万提斯在本书第一部“卷头语”里的声明和第二部第七十四章里堂吉诃德的遗嘱来的，例如孟德斯鸠的《随感》（Pensèes Diverses）里就说《堂吉诃德》嘲笑的对象是西班牙的书籍——见“加尼埃经典丛书”（Classiques Garnier）本《波斯人书札及其它》第429页。这种说法不很流行，十九世纪初叶一般都是第二种说法，例如拜伦长诗《堂约翰》（Don Juan）（编者按，即《堂璜》）第十三篇第十一节说塞万提斯笑掉了西班牙的骑士游侠；雨果在《克林威尔》（Cromwell）有名的序文里称塞万提斯为“插科打诨的荷马”，也是这个意思，后来在《莎士比亚论》第二卷第十三节又申说这一点；黑格尔《美学讲义》第二部第三分第三章第二节里细讲《堂吉诃德》怎样把骑士游侠打趣取笑——见葛洛克纳（H.Glockner）主编《黑格尔全集》第十三册第214—215页。）显然他只是嘲讽那类小说，想点明它的荒谬无理，供大家笑骂，就此把它扫除。他非常成功。教堂里的儆戒和官厅里的威吓都不管事，然而穷文人的一支笔见了效验。他断送了武侠小说；《堂吉诃德》出世不多时，西班牙人全觉得那类小说索然无味，再也不出版了。不过，天才的那支笔总比执笔的人还来得伟大，笔锋所及总远在作者意计之外。塞万提斯不知不觉之中，对人类那种激昂奋发的热情，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讽刺。这是他没料到的，他这人自己就是位英雄，大半世光阴都消磨在骑士游侠的交锋里，身经勒邦土之役，损失了左手博来点勋名，可是他暮年还常常引为乐事。

关于这位大创作家《堂吉诃德》著者的人品和生涯，写传记的人所知无几。通常那种琐记都是掇拾些东邻西舍嚼舌根娘儿们的唾余，我们倒也不少了它。她们只看见个壳子，我们却看到这个人的本身，看到那真正的、无诈伪的、不诬妄的状貌。

萨费特赖的堂·米盖尔·塞万提斯是个俊秀强壮的人。他气概高傲，心地宽阔。他眼睛的魔力真是出奇。恰像有人能够看透地面，知道底下埋的是财宝金银还是尸骸，这位大诗人会眼光照彻人的心胸，把里面的蕴蓄，瞧个明白。对好人呢，他这一瞥就像阳光，欣欣然耀得衷怀开朗；他这一瞥对坏人又像剑锋，恶狠狠把心肠割碎。他的眼光像追索似的射进人的灵魂，跟它问答，它不肯答话，就动酷刑；灵魂血淋淋的横在拷问架上，也许那躯壳还要做出一副贵人屈尊的样子。许多人不喜欢塞万提斯，世途上大家都懒得推挽他，还有什么可怪呢？他从来没有富贵过；他朝山瞻礼，辛苦奔波，带回来的不是珍珠，只是几枚空贝壳。据说他不稀罕钱，我告诉你罢，他没钱的时候，就知道钱多么稀罕了。可是他不曾看得钱跟名誉一样贵重。他该了些债。他写过一篇诗神阿波罗发给诗人的证书，第一节就说道：“诗人若说自己没有钱，大家得相信他的话，不应该再要他赌咒发誓”（见塞万提斯所作《巴拿所神山瞻礼记》（Viaje del Parnaso）。）。他爱音乐，爱花，爱女人。他的恋爱往往很不得意，尤其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少年时给决绝无情的玫瑰花放刺扎伤了，是不是想到自己将来的伟大就可以慰情释痛呢？一个晴朗的夏天下午，他这位风流小伙子跟一个十六岁的美人儿在太古河畔散步，他谈情说爱，那小姑娘一味的嘲笑。那时候，太阳还没下去，依然金光照耀，可是月亮已经升在天空，又小又淡，仿佛一抹白云。少年诗人对情人说道：“天上那黯然无色的小盘子，你瞧见没有？它的影子落在咱们脚边这条河心里。这条河仿佛是可怜那月亮，才肯在雄放的奔流里映带着它那苦恼的形象，有时候水波澎湃，还像瞧它不起，要把它抛向岸上。可是到天黑了瞧罢！夜色一起，那个黯淡的小盘子会愈来愈亮，光华遍照全河，这些翻腾荡涤的波浪见了那颗灿烂星辰就要颤抖，又贪又爱地向着它汹涌。”

诗人的身世该向他作品里去追究，因为他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上文说塞万提斯当了好一辈子的兵，这从他作品里处处看得出来，在他的剧本里比在《堂吉诃德》里还要清楚。罗马人那句话，“生活就是打仗”（赛尼加语，见《箴规友人书》（Epistulae morales）第九十六函第五节。），对他很切，有两层意义。菲力普二世替上帝挣面子，自己使性子，以兵为戏，各处行凶；在那些战事里，塞万提斯好多次当个小兵，跟人家交战。他整个青年供那位旧教的大护法驱使，他为旧教的权利亲自出马。根据这种事实，我们可以猜想他对旧教的权利也是十分关切的。有人说他只为惧怕宗教法庭，所以《堂吉诃德》里不敢叙述当时新教的思想；那种事实就把这个流传颇广的议论推翻了。塞万提斯绝不是那样；他是罗马教会的忠心孩子，不仅在好多骑士游侠的交锋里，他身体为它的圣旗流血，并且他给异教徒俘虏多年，整个灵魂受到殉道的苦难。

关于塞万提斯在亚尔杰那一段，可巧我们知道些细节，看出来这个大诗人也是大英雄。有位不露圭角的写意人物哄得奥古斯德大帝和德国一切学究先生都以为他是个诗人，而且以为诗人全没有胆气（这指罗马诗人霍拉茨（Horaz）。霍拉茨《抒情诗集》（Carminum）第二卷第七首是自庆生还的诗，说菲利皮（Philippi）之战，他自己在败军里，顾不得羞耻，掷了盾牌逃命。海涅在《一八四九年十月》（lm Oktober 1849）那首诗里也嘲笑霍拉茨这件事。“不露圭角”（glatt）影射霍拉茨《讽刺诗集》（Sermonum）第二卷第七首所谓哲人应该“光润、圆转”。）；对他这种曼妙动听的无稽之谈，塞万提斯的俘虏生涯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反证。真诗人也一定是真英雄，他怀着西班牙人所谓“第二种勇敢”的那种坚忍。这个高贵的卡斯蒂利亚人身为亚尔杰总督的奴隶，一心一意要重获自由，再接再厉地安排下泼天大胆的计策，面对险阻艰难，泰然自若，到举事不成，拼着一死，挨着严刑，不肯半个字供出他的同谋来。这种情景真是壮烈极了。他身体的主人是个杀人不怕血腥的，可是看了这种大气魄和高品节，也只可放下屠刀。这头老虎保全了那个已入樊笼的狮子。他只消一句话，就能教那可怕的“独臂汉”送命，可是他见了面就战战栗栗。亚尔杰人全知道塞万提斯，称他为“独臂汉”；总督也承认，要知道了这个独臂西班牙人是关锁得严严密密，他才能安心睡觉，才保得他的辖下、他的军队和奴隶不会出乱子。

上文说塞万提斯一辈子只当个小兵。不过他在行伍里露了头角，奥地利的堂约翰是他的统帅，也另眼相看。所以他从意大利回国，身边有几封极增光彩的保举信，都是写给西班牙皇帝的，一力推荐塞万提斯这个人才堪大用。亚尔杰的海盗在地中海上把他掳去，看见这些信，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要人，就此勒索一大笔赎身钱。他家里千方百计，辛勤刻苦，也凑不出那笔款子去赎他回来，这位苦命诗人只好在桎梏之中，多挨些日子，多受些罪了。那些信原因为他是个非常人，表示器重，偏偏替他种了新的祸根；命运女神那狠毒婆娘就这样作弄他到死，天才以为不必仗她提拔也能够声名显赫，就惹下她一辈子的仇恨。

天才的潦倒不遇，是瞎碰瞎撞似的偶然如此呢？还是他内心和环境的性质使他必然如此呢？是他的心灵跟现实冲突呢？还是那粗鲁的现实恃强凌弱，向他高尚的心灵开仗呢？

社会是个共和国。一个人要努力上进，大伙儿就笑呀，骂呀，逼得他退转。没有人可以比旁人好，比旁人聪明。谁要凭他那百折不回的天才，高出于凡夫众人之上，社会就排斥他，把他嘲笑糟蹋，一点儿不肯放松，闪得他到后来伶仃孤独，闷守在自己的思想里。

不错，社会有共和主义的本性（下面这段话针对着政论家伯尔纳（Karl Ludwig Börne）那一派的议论。海涅这篇文章是在巴黎写的，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伯尔纳是流亡在巴黎的德国民主人士的领袖；海涅看到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的褊狭的意见和平均主义的思想，就跟伯尔纳有分歧。海涅在《伯尔纳回忆录》第一卷里记载伯尔纳贱视歌德和其他作家，在第一卷和第四卷里都说伯尔纳写的文章，句子短促，没有音节，单调稚气，可以跟下面这段话参看。）。一切尊贵的东西，在精神方面也好，在物质方面也好，都惹得它深恶痛绝。精神方面的尊贵往往要凭借物质方面的尊贵，这是出于寻常揣度之外的。七月革命以后，社会上一切关系都显出共和主义的精神，我们就亲切悟出上面讲的道理。我们的共和主义者憎恨大诗人的桂冠，不亚于大皇帝的紫袍。他们想铲除人类智力上的差歧；他们既然把国土上茁长的思想都当做国民公产，只可以出了告示，要大家的文章风格也一律平等。好文章的确贬了价，据说含有贵族风味；我们又常听见这种议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写的文章跟人民一样，要真，要质，要拙。”（“质”和“拙”原文是schlicht und schlecht。海涅的《随感录》（Gedanken und Einfaelle）里也有四条跟这一段相类的话。）对许多讲实干的人说来，这事好办；但是拙劣的文章并非人人会写，一个写惯好文章的人更其不会，旁人就要发话了：“他是位贵族，是个爱好形式的人，是艺术的朋友，人民的仇敌。”他们真心这样主张，很像圣希爱罗尼默司以为自己的好文笔就是罪恶，把自己痛加鞭挞（圣希爱罗尼默司（Hieronymus） 《书信集》第二十二函第三十节说做了个梦，梦见上帝责备他是个西塞罗文笔的模拟者（Ciceronianus），算不得基督教信徒，醒来痛悔前非，把自己打了一顿，发誓不看异端邪说。）。

在《堂吉诃德》里听不见反对旧教的声音，反对君主极权的声音也一样听不见。那些听见这种声音的批评家显然错了。有一派人，把绝对服从君主这件事加以诗意的理想化；塞万提斯就属于那一派。这里的君主是西班牙皇帝，那时候巍巍赫赫，光芒普照大地。一个当小兵的也觉得沾了威光，宁愿不顾一己的自由，要教卡斯蒂利亚民族逞遂那夸强好胜的心愿。

那时候西班牙在政治上的伟大很能够教本国文人变得胸襟高远。在西班牙诗人的心境里，有如在卡尔五世的国境里，太阳不落（相传这是西班牙皇帝卡尔五世的豪语，席勒的名剧《堂卡洛斯》（Don Carlos）第一幕第六场就用进去了。）。跟摩尔人的恶战已经收场；内战以后，诗歌会盛极一时，恰像暴雨初晴，花香最烈。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就有这种情景，那时候西班牙也诗派勃兴，大可以相提并论。英国有莎士比亚，西班牙有塞万提斯，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人都仿佛一家人似的，彼此有相像之处，三代腓力治下的西班牙诗人也是这样。要像我们讲的那种独创一格，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都说不上。他们跟并世的人两样，并非他们别具情感思想，别有表达的手法，而只因为他们比旁人深湛得多，真挚得多，感受愈加敏锐，力量愈加雄厚；在他们的作品里，诗的精髓分外饱满洋溢。

这两位诗人不仅是当时开的花，而且替后世伏了根。大家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和现在的法国起了影响，就推他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我有些随感，让我说来。

初期小说，所谓武侠小说，从中世纪的诗歌发源。那种叙事诗的主角都出于卡尔大帝和“圣盘”等连环传说（卡尔大帝一称查理曼（724—814），统一西欧；“圣盘”是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用的家伙。中世纪有许多诗歌讲卡尔大帝和他手下十二位大将的伟绩，或者讲骑士寻觅“圣盘”的故事。），小说一上来不过把这些诗歌化成散文，内容老是骑士的奇遇。这是描写贵族的小说，登场的不是荒幻神奇的人物，就是靴子上有黄金踢马刺的骑士；人民的影踪一点也没有。这种武侠小说愈来愈糟，变到荒谬绝伦，塞万提斯凭《堂吉诃德》一书把它推倒。但是他一面写讽刺，拆了旧小说的台，一面就给我们所谓近代小说的新型创作立下模范。大诗人的手段总是这样，一面除旧，一面布新，绝不会有所破而无所立。塞万提斯在武侠小说里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画，掺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他并世的文人全喜欢摹写至卑极贱的俗人穷汉怎样过活，不独他一人如此。那时候西班牙的画家跟诗人也有同好；缪利罗偷了天上最圣洁的颜色来画圣母像（缪利罗（Murillo）的《圣母升天像》最有名。），但是他为地面上的肮脏景物写真，也同样的衷心喜爱。也许这些高贵的西班牙人醉心的是技巧，所以把个捉虱的小花子画来逼真，也很志得意满，就跟造了个圣母像一般。或者是相映成趣，惹得那些头等贵人，像漂亮的弄臣圭费陀，显赫的权臣孟陀查之流，都写小说，刻画起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流氓来了（指无名氏一说是孟陀查（Diego Hurtado de Mendoza）所作《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as）和圭费陀（Francisco de Quevedo）所作《混蛋传》（La Vida del Buscon）。《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讲到《小癞子》。）。也许这种人在自己的境地里过得腻味，就异想天开，置身在绝然相反的人生境界里，正像许多德国作家也流露出这种设身处地的欲望，小说里专写华贵生涯，主角不是个伯爵，就是位子爵。塞万提斯却没有一味写凡俗人物的偏向；他把高超的事物和平常的事物合在一起，互相烘染衬托，上流人的成分跟平民的成分一般重要。英国人模仿他最早，到如今还学他的榜样。可是在英国小说里，找不到这种上流人的、武侠的、贵族的成分（海涅对《堂吉诃德》的人民性还没有估量得适当。这部小说里把贵族写得极不堪，读者都像英国散文家兰姆那样，痛恨那位“一钱不值的公爵和那小贱人公爵夫人”；海涅自己在上文里也就骂过“顶着公爵头衔”的“下流俗物”。第二部第十六章里说得明明白白：“管他什么王爷爵爷，一个无知小子就总是下流之辈。”第一部第二十一章讲世界上有一类下降的人和一类上升的人，更表示塞万提斯看到贵族封建势力的必然没落。至于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愤慨，书里到处流露，例如第二部第二十章讲世界上只有有钱的跟没钱的两种人那一段。斐尔丁把《堂吉诃德》作为自己写小说的模范，甚至《汤姆·琼斯》第一卷第九章里那个自注就像是翻译上面引的“管他什么王爷爵爷——”这一句。）。自从理查森称霸文坛以后，英国小说家都缺乏诗意，而且那时候的风气迂腐拘谨，一点儿不许对普通人民的生活作透彻的描写，海峡彼岸就出现了市民小说，反映市民阶级那种平淡的生活琐屑。英国读者从此淹没在这种下劣的读物里，近来才有一位伟大的苏格兰人崛起，来了个小说里的革命，或者竟是复辟。当初小说里只是骑士的世界，塞万提斯才把民主的成分安放进去；后来只有全无诗意的庸俗市民在小说里安身立命了，瓦尔特·司各特就把走失的贵族成分又找了回来。《堂吉诃德》里那种美妙的配比匀称使人惊叹，司各特走一条跟塞万提斯相反的途径，然而在小说里恢复了这种匀称。

英国第二位大诗人在这方面的功劳，我相信大家还没见到。就文学而论，就他的天才杰作而论，他那种保皇守旧的偏向和成见都有好处（伊尔倍格（Werner Ilberg）《我们的海涅》第144—145页指出海涅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他所处的时代，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是两面性的：他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可是他还是个唯美主义者，是个贵族。这种认为小说里该有贵族成分的主张正是海涅两面性的例子。）。他的杰作到处得人赞赏，有人模仿，把市民小说的死灰阴影直挤到流通图书馆的冷角落里去了。如果不承认司各特首创历史小说，倒去找德国方面的先例，那就不对。历史小说的特色是贵族的成分跟民主的成分和谐配合，民主的成分独霸，就搅乱了这种和谐。司各特把贵族的成分重新配合进去，调和得尽善尽美，不像我们德国小说家在作品里反把民主的成分一笔勾销，走入迷途，回向塞万提斯以前盛行的那类武侠小说。以上种种，大家都没有看明白。从前诗人产生“迦利亚的亚马迭斯”这一类的奇谈野史（《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六章对“迦利亚的亚马迭斯”（Amadisde Galla）以及相类的野史一一给了评定。），我们的德·拉·莫特·富凯只能算落在他们后面的追随者（海涅在《论浪漫派》第三卷第四节里详细说明这一点，甚至把塞万提斯给堂吉诃德的头衔也转送给德·拉·莫特·富凯（der ingeniose Hidalgo Friedrich de la Motte Fonqué）。参阅本书第159页。）。这位男爵大人居然在《堂吉诃德》出世二百年以后还写他的武侠小说，我不但叹佩他的才情，而且叹佩他的胆量。他的作品问世风行，恰逢德国一个特殊时期。偏爱武士游侠和古代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这在文学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是这样：德国人民要跟中世纪永诀，可是我们多情善感，在诀别的时候，接了一个吻。我们嘴唇印在那块古董墓碑上，那是最后一次。不用说，那一次我们好多人的举动都很傻里傻气。这一派里的小伙子路德维希·蒂克掘开死鬼祖宗的坟墓，把棺材当摇篮似的摇着，嘴里疯疯癫癫、呢呢牙牙地唱道：“睡觉罢！爷爷小宝贝，睡觉罢！”（《论浪漫派》第二卷第二节论蒂克（Tieck）就是发挥这个意思。）

我称瓦尔特·司各特为英国第二位大诗人，称他的小说为杰作。不过我只极口推崇他的天才，绝不会把他那些作品跟塞万提斯的这部伟大小说比拟。要讲史诗的天才，塞万提斯远在司各特之上。上文说过，他是个信奉旧教的作者，也许因此他的心境就有一种广漠的、史诗风味的恬静，不生一点儿疑惑，仿佛是晶莹澄澈的一片天空，覆盖在他构撰出来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上面，一丝儿没有缺口。并且沉静也是西班牙民族的本色。司各特就不然了。他那个教会把神圣的事物都要当剧烈争论的材料，加上他自己是位律师，又有苏格兰人的脾气，行动和争论都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小说里的戏剧成分太强，就跟他的生活和性格一样。我们所谓小说的这一类创作绝不能学他。西班牙人的功勋是产生最好的小说，正如产生最好的戏剧应当归功于英国人。

那么，还剩下来什么锦标给德国人呢？有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号抒情诗人。德国人这样美丽的抒情诗，谁都没有。现在各国人都政务匆忙，到那些事办完以后，我们愿意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大家都上绿叶成荫的树林子里去唱歌，请夜莺儿评判。在这番歌唱比赛里，我深信歌德的抒情诗会得头奖。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个三头统治，在记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个登峰造极。把我们那位伟大的同国人推尊为尽善尽美的抒情诗人，这件事该让本文作者来干。歌德屹立在抒情诗两股末流的中间：一派以我的名字命名，那真是桩憾事；另一派从施瓦本地方得名（施瓦本诗派（die Schwäbische Schule）以乌兰德（Ludwig Uhland）为首，用民歌的风格歌咏民间的习俗和宗教。海涅在《论浪漫派》第三卷第五节里对乌兰德很嘲笑。）。两派都立下功劳，间接出了力使德国诗歌大盛。第一派对德国抒情诗里理想主义的偏向来了个对症下药，把心思才力引向坚朴的现实，还把感情空浮的裴德拉楷主义铲除（十四世纪意大利诗人裴德拉楷（Francesco Petrarca）歌咏理想的恋爱对象，在西欧文学上有极大的影响。）。我们一向认为裴德拉楷主义就是抒情诗里的堂吉诃德习气。施瓦本派也间接挽救了德国诗。也许全亏了施瓦本派，雄健的诗歌才可能在德国北部出现，因为那种萎靡枯淡的志诚虔信像一股湿气似的，给这个诗派吸收个干净了。许都脱卡脱城就好比德国文艺女神的排泄口子（许都脱卡脱（Stuttgart）是一个出版中心，即斯图加特。）。

我说这伟大的三头统治在戏剧、小说和抒情诗里有最高的成就，并非对其他大诗人的作品有什么挑剔。要问：“哪一位诗人更来得伟大？”那真是最笨不过了。火焰就是火焰，不能掂斤播两来考较它们的轻重。只有跟杂货铺子里俗物一般识见，才想把一架称干酪的破天平去权衡天才。别说古代作者，就是许多近代作者也有诗火熊熊的作品，可以跟那三个人的杰作比美。不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这三个名字总是并举齐称的，隐隐然有什么绳子把它们串在一起。他们的创作里流露出一种类似的精神：运行着永久不灭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发扬了不自矜炫的谦德，仿佛是大自然。歌德使人想起莎士比亚，也常使人想起塞万提斯。甚至他文笔的特色也和塞万提斯的相似，都是随便不拘束的散文，点缀着极可爱的、快意的讽刺。他们的毛病也相像，笔下都很絮烦，都偶或有那种长句子，冗长得像皇帝出行，前拥后簇着一大队。一句浩浩荡荡的句子里，往往只有一点儿意思，仿佛一辆金彩辉煌的宫廷大车，驾上六匹盛装丽饰的马，一路行来，好不隆重。不过这点儿意思，就算比不上皇帝，也总相当于一位贵人。

关于塞万提斯的才情以及他这部书的影响，我不能多谈。关于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此地更不能多谈，因为仔细讲起来就牵涉到美学的范围很广。我只要叫大家注意这部书的体裁和书里两个中心人物。体裁是游记，也是这类创作天造地设的体裁。我想起古代第一部小说亚普莱厄斯的《金驴记》来了（《堂吉诃德》第一卷第三十五章里跟皮酒袋厮杀的故事就是根据《金驴记》第二卷第三十二节至第三卷第九节。）。后世创作家觉得这种体裁太没有变化，就用我们今天所谓小说的布局来补救那个缺陷。不过大多数小说家都不会自出心裁，只好布局转辗借用，至少也是把旁人的布局借来，稍为改头换面。因此翻来覆去老是这一类角色、情景和关键，到后来读者就大不爱看小说了。这种陈腐的小说布局沉闷得很，大家得另打主意，有一时又遁逃到上古原始的那种游记体里去。不过要是有位自出心裁的作家创了个新鲜的小说布局，游记体就会完全废除的。在文学里，也像在政治里，一切转移全按照运动力和反运动力的规律。

名叫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那两位人物呢？他们俩从头到底彼此学嘴学样，衬得可笑，可是彼此也相济相成，妙不可言。所以两口儿合起来才算得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这也见得这位创作家在艺术上的识力以及他那深厚的才力。旁的文人写小说，只有一个主角云游四海；作者势必假借独白呀，书信呀，日记呀，好让人知道这位主角的心思观感。塞万提斯可以随处来一段毫不牵强的对话；那两位人物一开口就是彼此学舌取笑，作者的用意因此更彰著了。塞万提斯的小说所以妙夺天然，都承这两位的情，从此大家纷纷模仿。整整一套小说从这两个角色里生发出来，就像从一颗种子里长出那种印度大树，枝叶纷披，花香果灿，枝头上还有猴子跟珍禽异鸟。

不过把一切都算是婢学夫人似的模仿，也不免冤枉。我们在生活里常碰见一对人物：一个像堂吉诃德，有诗意，爱冒险；一个像桑丘·潘沙，一半出于忠心，一半也为了私利，跟住那一个人，同甘共苦。把这一对写到书里去，那真是顺手拈来。他们俩在艺术里种种乔装改扮，也像在人生里一样；要认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就得注意本质和心灵上的标记，不能拘泥着表面以及外附的事物。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在堂约翰和莱柏瑞罗两个身上（西班牙的悌尔所·德·穆利那（Tirso de Molina）第一个把贪花浪子堂约翰（Don Juan）的事编成剧本，戏里的亲随名叫卡泰利农（Catalinon），是个不重要的角色。意大利的奇各尼尼（G.A.Cicognini）写的《石像来宾》（Il Convitato di Pietra）那本戏里把亲随这个角色发展到相当于桑丘的地位，亲随名叫巴塞利诺（Passarino）。从此在莫里哀等的剧本里，堂约翰的亲随也是个要角，只是名字又换了。莱柏瑞罗（Leporeilo）是莫查特（Mozart）歌剧里给他的名字。），也许像在拜伦爵士和他的亲随弗莱邱身上（据拜伦给他母亲的信，威廉·弗莱邱（William Fletcher）懒惰懦怯，贪吃爱喝，确和桑丘相似。见泼洛塞罗（R.E.Prothero）编《拜伦书信与日记》第一三一函、一三二函、一四一函、一五一函。），我们不就找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么？在瓦尔德才的骑士和他的卡斯拜·喇哩哗哩身上（瓦尔德才骑士（Ritter von Waldsee）和卡斯拜·喇哩哗哩（Kaspar Larifari）是恒斯累（K.J.Hensler）所作《多瑙河边小娘子》（Das Donauweibchen）里的角色。），正如在许多文人和他们的出版家身上，我们不都看出来这两种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么？出版家瞧明白作家的一团傻气，但是其中有实在利益可图，也就死心塌地跟着到理想境界里去乱闯乱跑。书店大老板桑丘干他那行营生，往往吃耳光当饱，却仍旧肥肥胖胖，只是那个好汉骑士一天天瘦下去了。

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这两种人不但男人里有，我在女人里也常碰见。我尤其记得一位美丽的英国女郎和她的朋友，她们俩是结伴从伦敦一家寄宿女学堂里逃出来的。这位女郎痴情洋溢，皮肤白净，要走遍世界去找一颗男人的心，像她在溶溶月夜里梦想的那样高贵。她那朋友又矮又黑，想乘机捞个丈夫到手，尽管他不是一位出众的意中人，至少也得模样儿漂亮。我仿佛还看见那女郎的纤削腰身站在白雷敦海滩上，含情的蓝眼睛脉脉望着汪洋大海的法兰西彼岸。这时候，那位朋友正砸着榛子，把仁儿吃得满口香甜，把壳儿掷在水里。

至于这两种人彼此间的情形，别说在其他艺术家的杰作里，就是在人生里也没有塞万提斯笔下写来那样风光细腻。这一位的性情体态，一枝一节全跟那一位的相反相连，恰成对照。每一个特色都等于学样学嘴似的取笑。是的，甚至驽骍难得和桑丘的灰色驴子，正跟那位骑士和他的侍从一样，也是相形之下，言外大有讽刺；这两头牲口象征的意义，多少跟那两个人物相同。主仆两人讲的话，就像他们的心思，也是个极明显的对比。翻译家有个非解答不可的难题，我这里得提一下，那便是怎样把好桑丘那种家常粗俗、疙瘩噜苏的话翻成德文。好桑丘老爱支离破碎地引用谚语，常常胡引乱用，这就叫人想起所罗门王的那些俳优，想起马尔可夫来了（马尔可夫（Markolf）是所罗门王宫里最有名的俳优。欧洲中世纪流传着许多故事，都讲“智不可及”的所罗门难不倒“愚不可及”的马尔可夫，有首十四世纪的德文诗就叫“所罗门与马尔可夫”。），因为马尔可夫要把可怜的理想主义跟常人从经验得来的智慧对照，也就用些简短的格言成语。堂吉诃德讲起话来可就不同，他讲的是文雅的、上流人的话，而且句法完整，有一种庄重的风度，见得是位高贵绅士。有时候，句子铺排得太长，这位骑士的话就譬如一位高扬着脸儿的命妇，穿了一身袖子裙子都鼓出来的绸缎衣裳，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