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武则天》还没有开始写作之前,似乎就已经被传媒炒作。记者们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这个题材把几位作家和一位电影导演以及未来的那部历史大片联系了起来。那是1993年的5月,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愿意和张艺谋合作,写一部关于武则天的小说,那朋友还说,他们是相信我有驾驭这个女人的能力的。我说我要考虑。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涉猎过历史小说,而武则天又是一个如此惊天动地的女人。我觉得这是挑战。挑战给我以刺激。于是我签了约。

记得我在写作之前曾充满了一种兴奋。从5月到7月,我翻阅了大量关于武则天的历史资料。当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可以动手写作了,但是我没有。7月,当那个“流火”的夏季降临,我又开始了追寻女皇踪迹的旅程。从洛阳,到长安,凡是这个女人曾驻足过的地方。那些景物依旧的山山水水后来成为了背景。那一次实地考察很重要,特别是埋葬着女皇的浩大乾陵中那块高高耸起的无字碑给了我很多的激动和写作的感觉。然后,在7月18日的那个清晨,我突然醒来,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用我的心灵、智性,和我的笔去触摸那个伟大的女人了。

我尽心竭力。

然而,毕竟历史小说之于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用今天的笔去驾驭那些尘封的往事似乎并不是轻松的事。尽管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但历史是理性的。那些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违背,所以我们必得要钻进故纸堆。我们要弄清楚历史人物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人文景观、风土民俗,以及服饰的特点,建筑的风格等等。繁琐考证会扼杀想象,但我们又不能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那大量的文献。只有当这一切终于被我们翔实地占有后,似乎才谈得上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方式是建立在坚实而博大—的历史基础上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也才能真正地随心所欲,游刃有奈。所以,写作历史小说其实很难。

我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作《武则天》。我想当我得知了历史我便可以驾驭历史,并且有了我的对历史的观点和我的对人物及其命运的解释。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为什么古人的论断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应当拥有一种批判的意识革新的精神,历史也许才会闪出新的光彩。这可能是大逆不道,但我却只能如此选择自己的方式。

我的方式使我在创作中充满了激情。最最令我兴奋的是历史的话题所带给我的无限创造的空间。我可以在讲述着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时,充满了想象力地去探讨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心灵的可能性,以及历史人物生存选择的可能性。一个多么博大的可以让人性舞蹈的空间。在历史所提供的僵硬的脉络中,填充进鲜活的生命;在一千余年前遗留下来的没有呼吸的骨骼中,填充进我们今天依然可感可触的血和肉。这就是我们的方式,让武则天穿越遥远的空间,来到今天。

于是,从1993年酷夏,到那个年度萧瑟的秋天,当满街的冷风将落叶卷起枯黄旋涡的时候,我完成了《武则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部好的作品。写作中的那众多历史的禁忌多少束缚了我对她的感觉。我只是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她,从她为才人为帝妻为人母又为女皇这几重角色来开展她心灵的挣扎。有天命也有人性;有凶恶狠毒,也有深深的创痛。我完成了她。

那一次写作的遗憾是,我终笔于女皇的登基。一个62岁的女人高高地站在则天门上,向天下宣布她终于成为了天下的君王。在如此辉煌顶尖的位置上,结束对一个做了女皇的女人的描述,我原以为是最最明智的。于是我结束了她,掩去了62岁之后十五年的岁月,掩去了她的白发苍苍和最后在上阳宫孤独死去的那无限悲凉的经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像武瞾这般世间绝无仅有的女人,62年的描述终究不能穷尽她轰轰烈烈的一生,而在她最后的日子里,还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怎样的镂骨铭心,或者是怎样地举步维艰、跌宕起伏、苍凉悲壮,而这些,也是此世间所绝无仅有的。

当初我结束《武则天》是用“附记”的形式来作为女皇登基之后15年生涯的一个备忘。然而备忘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交待,并不能真正将这不平凡的岁月栩栩如生。于是,我决意将“附记”推衍开来写就了“终篇”,使之与“上篇”、“中篇”、“下篇”汇合起来,形成整部小说的构架。应当说,每一“篇”都是这个非凡女人的一段生命之河流,也是这位千秋帝王的奋斗之里程,所以我用《女皇》重新命名这部历史小说。

“终篇”是一个女皇帝的霸业辉煌和一个老女人的悲凉之殁。尽管女皇没有死于非命,但还是在她年老体衰,再无还手之力的时候,被自己的儿子赶出了洛阳的皇宫。当生命垂危,她的政治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她终于失去了权杖——她一生的最爱。当女皇昔日华丽的车辇载着奄奄一息的她缓缓离开宫城的时候,那是种怎样的悲壮与凄怆?当我写完了女皇在上阳宫的荒寒中怎样无悔无憾地死去,我知道,我终于以我的方式完成了她,我不再遗憾。

从1993年5月,到1997年5月,漫漫40万字,历时整整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