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细想李煜这个人,总觉得他不像一个皇帝,而是通常意义上的好男人,好艺术家。他待人那么友善,修养那么全面,这样一个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出色的,受人尊敬、令人亲近的。他骨子里是个艺术家,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两种东西作用于他,淡化他的皇权意识,消解他的皇帝做派。

中国历史上,出现李煜这样的皇帝,值得庆幸。毕竟他乱世坐龙椅,一坐十五年,还能保留人的味道,离人道近,离兽性远。他不搞霸权,甚至不知霸权为何物。

活动变人形。李煜居于权力顶端而“人形”不变,这个不变,盖由于人性善的强大支撑,文化本能的强大支撑。

国家处于危难,他调动杀性艰难。他输掉战争不奇怪。

需要警惕的一种思维逻辑是:不问青红皂白,谁输了就指责谁。这种逻辑,若干年来劈头盖脸掷向李煜,何其粗暴。

李煌输在文化修养,也赢在文化修养,他的不幸,是文化碰上了刀枪。古希腊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但希腊人打不过罗马人。清末,悠久的中华文明也难敌野蛮的八国联军。例子很多。文化欲自保,不懂刀枪看来不行。

李煜输在一时赢在永远,包括美丽的娥皇、可歌可泣的女英,他们的形象,有足够的理由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日本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过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之后,激动万分地说:“这神圣的曲子,必须跪着听!”神圣意味着:艺术和人类其他被推向极致的真善之物分享着至高无上。可惜中国封建史太漫长,人们只知向皇权下跪。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所占份额太大,至今余毒未消。

小泽征尔跪听《二泉映月》,国人当深思。

而我们捧读李煜的词,焚香沐浴不为过。

李煜不仅是优美的,优雅的,他的文字同样是圣物。

哀,愁,恨,这些人类的“基础情绪”,李煜为它们逐一赋形,为汉语表达树立了永久性的典范。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答案是明摆着的。

他让软实力显现硬道理。他让真善美有质感,能触摸。

李煌不是昏君暴君,更不是荒淫之君。古人说他“误作人主”,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坐龙椅他实在勉强。从小就不喜欢。弥漫在龙椅四周的血腥气,和他的温柔性格、艺术修养实在是格格不入。他的生存向度一目了然。他有做人的原则,作人主便艰难。而人与人主之间的那道鸿沟,倒不失为历史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南唐开国之君李昇给了李煜向善的记忆。母亲钟氏带他拜佛主。他在女人们中间长大,眉清目秀,与江南山水相映生辉。爱情又来得那么激烈而细腻。李煜是配说爱的,比之今人犹有过之,因为他是皇帝,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大环境如此,他还专情。为什么?

针对李煜一生,可以问很多个为什么。

现代某些学人,非要李煜埋头军事醉心杀伐,这些人脑子有毛病,需要看医生。

如果我们瞄准人性和个体特征,那么,有一些历史及文学观念就要被打上问号。人性的空间必须拓展。

拓展人性的空间还意味着:缩小兽性的地盘,剥下兽性的形形色色的伪装。

李清照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这位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第一女诗人,看问题很清晰:一边是干戈,另一边是文雅。干戈穿膛破腹,文雅却是朝着温馨的曰常生活。

我读古代史,有个印象十分深刻:改朝换代之初,一般来说是军事斗志昂扬。而随着立国日久,生活会回归常态。比如盛唐北宋称治世,各有百余年,呈现了相当繁荣的生活景观。人们忙着过日子,忙着幸福生活花样翻新,而不是忙着摩拳擦掌要跟谁打仗。盛唐经不起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北宋敌不过立国仅十年的金国,皆由于百年和平不识干戈。

生活有它自身的逻辑。文化则有文化的力量。战争旨在掠夺和摧毁,而文化积聚生活的意蕴。野蛮能打败文明,但绝不意味着:野蛮在价值的层面上占据优势。历史学者,显然不能把胜者为王败者寇作为他们的宏大叙事的潜台词。

我去年偶然看一部写李煜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安排三角恋,把娥皇篡改为赵匡胤的初恋情人。这类“创作意图”本不值一提,但其倾向性值得注意。编导们不知文化为何物,却以他们胡编乱造的本事惊人地消耗着我们的文化资源。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要高度警惕。警惕把文化变成受资本越界掌控的低俗消遣,变成无聊的无限堆积。

而有趣的是,在堂堂正正的传统文化有望复苏的当下,警惕性的提高不会是白忙。文化的敌手,毕竟不复是刀枪。

词这种文学形式,始于唐,盛于宋,亦称曲子词或长短句。它是宫廷之声与市井俚曲的混合物,杂以胡夷小调,经文人改造而成。词调的名称叫词牌,如《清平乐》、《菩萨蛮》、《忆秦娥》等,唐朝多达两百多种。小令如《十六字令》,长调如《声声慢》,一百多个字,像一首长诗。词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它融合了汉胡,打通了雅俗,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审美趣味。唐宋之所谓开放,其间可见端倪。它诉诸日常情状,对应唐诗的雄浑意境。大诗人并不排斥它,李白、白居易皆有小词传世,和他们自己的诗歌伟业形成对照。尤其是李白,诗如奇峰突兀,词如清溪细流。到五代十国,西蜀孟昶、花蕊夫人等善词,各有佳作,形成所谓“花间派”,视晚唐温庭筠、韦庄为宗师。南唐则先有李璟、冯延巳,后有李煜。

温、韦、冯均有相当造诣,李煜承先启后,卓然而为一代大家。他对宋词的影响难以估量。

或以为李想写南唐小朝廷乃是个人呻吟,此言谬矣。无穷无尽的追忆,使他笔下的各类情态摆脱了时空界限,传向任何一个有生活意蕴的地方,流布千万年。他怀念南唐,与陆游怀念北宋很相似,点点滴滴掏心掏肺,一腔心事和泪说。

艺术就是深入,而深度决定广度。

现当代文学,面面俱到的、温吞水似的、故作新潮的作品我们见得够多了。文学不大吸引人,文人显然负有责任。

李煜生在帝王家,写富贵生活是他的权利,历史上几百个帝王,没人比他写得更好,差一大截呢。

不过,他写得好也授人以柄,仿佛他的宫廷奢华胜过很多皇帝。这一层,使他长期受人垢病。他输掉战争,写宫廷生活的文字表现力又太强,于是惹发种种非议。

而事实上,李煜的前期词,数量并不多,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十来首。由此可见,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朝政。金陵二十多年的写作,单论数量,也不及汴梁两年。

李煜写过《嵇康》,惜乎今已不存。他为何要写嵇康呢?

李煜的性格、命运,乃至相貌举止,令人联想嵇康。

李煜的文字才华奇高,居帝位而作品清新自然,很民间,显现了杰出艺术家的超越能力:因深入人性而抵达市井。这里没有什么弯来拐去的学术奥妙,一切都在阳光下。学者不妨来探讨:为何皇帝写下的东西不像皇帝?杰出的艺术品是如何抹去了皇帝的身份与面孔?

谭献说:“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李煜后期词中的愁与恨,隐隐透出男儿刚强,没有一丝怨天尤人的腔调。娥皇女英的刚烈,想必渗人了他的肌体。他在词语中昂首活着,如同写《离骚》的屈原。

王国维的传世经典《人间词话》,历数唐宋词人,涉及李煜最多,他的评价也最具代表性:“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为词人所长处……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以血书者,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顶级作家。李煜尤为典型。有当代学者拿他比屈原,拿他的词比屈原诗,很有道理。

这本传记小说,尝试着对古代人物作一些心理分析,感觉分析,情绪分析。三个不同的维度上所展开的东西,归结到意识、意向。倪梁康先生在《意识的向度》一书中讲意识是了解人性的基础,因为人类的一切心智活动都以意识的存在为前提;而且由于意识活动构造出了世界万物、天地人神,因此意识也是理解与人相关的各类事物的一个角度。尝试的效果如何,敬请读者们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