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龄在何方？

嘉龄在何方？

嘉龄在何方？

报上的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整整半个月，嘉龄仍然音讯全无。纪远向各方面打听，找寻曾和嘉龄来往过的朋友，甚至托警局代为査访，可是，嘉龄就像从地面隐没了，消失得无踪无影。纪远和可欣是不会放弃希望的，报上的启事继续刊登，査访也一直没有停止，但，耶诞节来了，阳历年也过了，嘉龄的踪迹依然杳无可寻。

连日来，纪远走在大街上，已经习惯性地要对年轻女性都多看几眼，或者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他脑子里的嘉龄，依旧是十八九岁时的样子，所以，对十八九岁的少女，他就特别敏感一些。因此，这天，当公共汽车站上的一个少女不住地对他注视时，他就禁不住要心脏猛跳了。

但是，这绝不是嘉龄，这少女很年轻，大概不会超过二十岁，穿着一件朴素的黑大衣，怀里捧着一大沓书，不知是哪个大学里的学生，长得清秀文静，有一对很灵活的、似曾相识的眼睛。纪远暗中纳闷，这少女仿佛在哪儿见过，但，他出国这么多年，这是不可能的！他正想走开，那少女却突然开口了：

“纪大哥！你是纪大哥，对吗？”

纪远怔住了，接着，他就像发现新大陆般跳了起来，忘形地抓住了那少女的手腕。

“小辫子！是你吗？你长得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得了！”

“而且没有小辫子了！”小辫子摸摸自己烫得短短的头发，兴奋地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回国的？这么久一封信都不写来，我祖母一直记挂着你！”

“阿婆好吗？我起先太忙了，没时间写信，后来给你们写了信，也没收到回信。”

“我祖母已经去世三年了。”小辫子的笑容收敛了，“她死于肝硬化，在医院里住了半年。”

“噢。”纪远叹息了一声，拉住了小辫子的手臂，“我们找一个地方坐坐，谈一谈，好不好？你现在要去哪儿？”

“去上课，我在师大读书。既然碰到你，我今天就不去上课了。”在附近一家咖啡馆，他们坐了下来。要了两杯咖啡，他们彼此打量着对方。纪远回忆着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实在有些不相信就是今天这个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好一会儿，纪远才问：

“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不，”小辫子摇摇头，“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们的房子是违章建筑，后来都市计划，房子受命拆除，我们就连地都卖给了政府，现在，我们房子的地方已盖了一幢最豪华的观光旅社了。”

“你现在住在哪里？”

“和几个同学合租了一间房子，很小很挤，标准的冬冷夏热。”

“你的经济情形不好吗？”纪远关怀地问。

小辫子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本来房子和地得到一笔钱，但是，祖母住医院的费用，和后来办丧事的费用付掉之后，就没有什么钱了。那时我还在读中学，苦撑了几年，考上师大，才算比较好些了。我现在，公费可以勉强够我用，等放了寒假，再找个家教的工作，就会好得多了。”

纪远深深地望着小辫子，沉思地用小匙搅着咖啡。小辫子微笑地抬起头来，说：

“谈谈你吧！纪大哥，你在国外怎么样？过得很不错吗？你的太太呢？有几个小宝宝？”

她的一连串问题使纪远失笑了，放下咖啡匙，他的脸正了正，恳切地说：

“帮你介绍一个工作，去不去？只要利用你课外的时间就行了，管膳宿，月薪五百元。”

“什么工作？”

“教四个小孩念书，三个小学一年级，一个小学二年级，两男两女。”

“你是说家庭教师？”

“是的，去不去？”

“这样的待遇似乎太优厚了，对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小辫子犹豫着，“只是——这是什么家庭呢？为什么出这样高的待遇请家庭教师？”

纪远微笑着，含蓄而温和地望着面前的少女。

“是我家，教我的孩子。”

“噢，”小辫子惊异地张大眼睛，“纪大哥！”

“来吧！小辫子，”纪远鼓励地说，“我家的地方很大，空下好几间卧室没人住，而且，四个孩子也真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教教他们，可欣是最怕寂寞的，一定会欢迎你，如果你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保证你会生活得很快乐。”

小辫子垂下了眼帘，当她的睫毛再扬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眶里已充满了泪，点点头，她轻声说：

“要请家庭教师是假的，给我找个安身的地方是真的，对吗，纪大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愿意去住。祖母死了以后，你不知道我多寂寞！而且，我相信祖母有知的话，她会赞成我去的。她一直那么喜欢你，说你像我那个被日本人征去当兵，一去不回的爸爸。当然，”她又加了句，“你的年龄只能当我的纪大哥。”

就这样，小辫子迁入了纪家，而且，立刻和可欣成了好友，又和孩子们建立了一份很良好的关系。七岁的真真始终有种反叛性，不大肯和人接近，小辫子融解了她。笑容逐渐涌现在真真和念念的面颊上，童稚的欢乐恢复了，何况，可欣又那样竭尽全力地去照顾这两个小女孩。小辫子热心地教他们念书，教他们游戏，教他们“爱”。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孩子还能“孤立”自己。于是，一天，真真主动地走到可欣面前，第一次喊她“妈妈”。把她的小手放在可欣的膝上，她用发现大新闻的口气说：

“妈妈，我知道怎么分别小威和小武了，小威的头发边上有一颗小痣。”

“真的吗？”可欣发生兴趣地问，故意不在意她所称呼的那声“妈妈”——她一直拒绝喊可欣作“妈妈”。

“真的，只有一点点大。”

“你怎么看到的呢？”

“我帮他梳头呀！他的头发总是乱七八糟的！”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她已经要照应比她小的弟弟了。

孩子们交朋友是容易的，孩子们和大人的亲近也是容易的，没有几天，这个家庭已和洽得不能再和洽了，到处都有欢笑，到处都有温情，只是，嘉龄仍然不知流落何方。

快要过旧历年了，天气出奇地冷，接二连三来了几个寒流，又加上一直在下雨，气候坏到极点。这样的气候下出门旅行，似乎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但是，纪远却对这旅行抱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终于接到情报，说嘉龄在台中一家舞厅中化名献唱，他立即赶往台中，好在台中没有雨，可是，也冷得相当够受。

晚上，纪远来到了那家名叫蓝星的舞厅，这不是第一流的舞厅，布置得非常粗俗，暗沉沉的灯光，雾腾腾的空气，加上一些廉价的香水味，舞池里人影幢幢，不断地扭动旋转，音乐疯狂地响着，充满了世纪末的情调。他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立刻有两个舞女舞到他面前来，他摇摇头，慢慢地燃上一支烟。

侍者走了过来，他叫了杯橘子水，对侍者轻轻讲了几句话，侍者狐疑地望着他，然后走开了。没多久，侍者陪着舞厅的经理过来了，纪远拉开身边的椅子，和那经理交换了一张名片。经理不解地问：

“你请我来有什么事吗？纪先生？”

“我来打听一个名叫银妮的歌女，听说她在这儿献唱。”

“是的，”经理微笑了，“你喜欢她？”

“她很受欢迎吗？”纪远答非所问。

“说实话，并不怎么受欢迎，”那经理坦白地说，“她很固执，爱唱的歌才唱，不爱唱的就不肯唱。她的年纪也大了点，现在，比她年纪轻，什么都肯唱的歌女很多……”经理咽住了，觉察到自己透露得太多了，“纪先生问她做什么？”

“她的真姓名叫什么？”

“她姓杜，我们就叫她银妮小姐。”经理说，“她是被高雄舞厅介绍来的，我们和她签了一年合同。”

“合同满了没有？”

“我知道了，”经理自作聪明地说，“你想请她去唱歌，是吗？合同还没满，钱倒都给她预支光了，我并不反对和她解除合同，只是她得先偿还欠的钱。”

“一共欠了多少？”

“大概一万元左右，要查一查才知道。”

纪远掏出了支票簿，说：

“你能去把她的合同和借据找出来吗？我要马上带她走，我希望没有什么牵缠。”

“呃，”经理呆住了，“那——那不大好办，她这样一走，临时没人接替……”

“在她借款之外，我另外赔偿你五千元，怎样？”

经理错愕地望着纪远，不知道这是哪儿跑来的“大头”。对于银妮，他们早就不满了，既不肯跟客人周旋，又不肯暴露色相，死死板板地唱她那几个“艺术歌曲”，天知道，到这儿来的客人还有什么艺术的？再加上她那份坏脾气，动不动就砸东西骂人。假若不是因为她欠了太多的钱，他们早就要请她走路了。现在，忽然从天上掉下来这样一个人，愿意为银妮清偿债务，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点了点头，他站起身来，基于江湖义气，他又踌躇着说了句：

“这位小姐并不是很好惹的，纪先生和她交情很深吗？”

“你放心吧！”纪远微笑地说。

经理进去了。这儿，纪远再燃上一支烟，望着舞池中的人影。一支舞曲结束，灯光忽然亮了起来，纪远本能地一震，嘉龄出来了！嘉龄，不管她化作任何名字，纪远依旧认得出来。她不再是往日的那个小女孩了，纪远带着沉痛的心情，望着她那张脂粉堆积着的脸庞。才二十八岁，应该也不会如此憔悴呀！脂粉掩饰不住她的苍白，那职业化的笑容里，每个笑痕中仿佛都挤得出泪水来。一件敞胸的黑色洋装裹着她，那裸露的肩头应该不胜寒冷，消瘦得可以看出骨骼。怪不得经理说她不受欢迎，青春似乎对她特别吝啬，那张当年焕发的脸庞已换上了疲倦和苍凉，看不出丝毫的光彩。对满座的客人机械化地点了个头，她开始唱一支《绿岛小夜曲》。她什么都变了，只有歌喉依然圆润动听，婉转轻柔。纪远不禁听得呆住了。

一曲既终，场子里响起几声疏疏落落的掌声，不给人赞美的感觉，倒带着点讽剌的意味。经理走到纪远的身边，把嘉龄的合同和借据交给他，说：

“她还要唱一支歌，让她唱完吧！”

纪远点了点头，大略地看看那些数据，就签了一张数字很可观的支票给经理，说：

“我希望不再有什么麻烦。”

“哦，当然，当然，纪老板。”经理一迭连声地答应，把纪远不知当做哪家新开夜总会的老板了。

嘉龄又开始唱起一支歌来，纪远忍不住地大大震动了一下，那是一支熟悉的歌，他第一次听到它是在杜家的客厅里，也是嘉龄唱出来的。那时杜宅宾客盈门，觥筹交错，嘉龄尚不解人间哀愁，用天真的神情，唱出这支歌曲，和今日置身舞厅，苍凉地吐出那一个个的字，有多大的不同！他屏息敛气，听着嘉龄哀婉的歌声：

有一条小小的船，

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

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

船儿美丽，梦儿旖旎，

穿过海洋，渡过河川，

来来往往无牵绊！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美丽的小船，

不复昔日的光辉灿烂。

经过风暴，涉过险滩，

盛满时光，载满苦难，

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

经年累月，漂泊流连，

白曰苦短，夜来苦寒，

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

我已疲倦，我已颟顸，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

我已疲倦，我已颟顸，

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

歌声结束，嘉龄低低地弯下腰来，对听众们鞠了一躬。转过身子，她迅速地走向后台。纪远抛下了站在一边的舞厅经理，也向后台走去，仓促中，他似乎还听到经理在讨好地说：

“这是她最爱唱的一支歌，非常——非常艺术！”

纪远来到后台，正赶上嘉龄从前面退下来，她低垂着头，显得不胜疲倦。纪远迎了过去，在她的意识还没有恢复以前，他已经用自己的大衣裹住了她，遮住了那可怜兮兮的肩膀。他轻声地说：

“你累了，嘉龄，我来接你回去。你该到一个港湾里，好好地避避风浪了。”

嘉龄愕然地抬起眼睛来，一看到纪远，她什么都明白了。她曾在报上看到纪远和可欣找寻她的启事，尽管那启事无比地吸引她，她却没有勇气把这有着罪恶和堕落的痕迹的身子，带到纪远和可欣的面前。这么多年来，她挣扎过，奋斗过，堕落过直在声色场中打转。现在，她是真的疲倦了。瞪视着纪远，她说不出话来，只觉得眼睛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蒙眬……泪珠滑下了她的面颊，新的泪珠又涌了上来。纪远的胳膊绕住了她的肩头，拥着她，他说：

“让我们回去吧，叫一辆出租车直回台北，四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到家了。”

“我——”嘉龄嗫嚅着，“我还有合同和一些债务。”

“放心吧，都已经帮你弄清楚了。”

“还有——我的衣服。”她想转身去取衣服。

“别管它了！”纪远说，“你还会有新的衣服，旧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埋葬了。”

就这样，他们上了出租车。

“我堕落过，曾经有个孩子，害小儿麻痹症死了。”嘉龄轻轻地说，急于想托出自己最坏的一面。

“我都知道，”纪远打断了她，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但他也不想知道，“可是，现在都过去了。”伸头看看车窗外的天空，高漠的穹苍里，几点寒星在闪耀着。他微笑地说：“明天会有太阳。”

车子发动了，向台北的方向疾驰而去。

故事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不过，把时间延后半年，在纪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这是星期天，一清早，嘉龄就知道家里要招待客人吃午饭。早上，是可欣和嘉龄两个人一起上的菜场，她们买了一条活的鲤鱼，又买了螃蟹和海参。回到家里，可欣亲自下厨，指导阿菊如何如何下锅。小辫子忙着把四个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真真念念都是一头长发，系着大蝴蝶结，小威小武穿上白衬衫、西服裤，神气活现。纪远也失去一向的镇静，不时在房里绕出绕进。到十点多钟，纪远出去了。十一点钟，他打了个电话给可欣，可欣听完只是笑，雅真坐在一边，也望着可欣微笑，仿佛他们都有种默契和了解。到十一点半，纪远和客人都没来，可欣突然想起忘了买点花来插瓶，似乎花是必不可少的。她对嘉龄说：“嘉龄，去帮我买一束花来，到花店去买，要几朵百合，几朵郁金香和几朵黄玫瑰。”

嘉龄去了，一连跑了好几家花店，都买不到郁金香，使她怀疑可欣是故意要调走她的，最后，她总算在中山北路一家花店里买到了两朵郁金香。拿着花回到家里，一走进门就觉得家中的气氛有些不对，弥漫着一层看不见的喜悦和兴奋。她才跨进客厅，迎面有个男人站在那儿，因为她高举着花束，那男人显然误会了她那把花的意义，他顺手接过了花，对她温柔而诚恳地微笑着。

“嘉龄，谢谢你。”他轻声地说。

嘉龄愣住了，张大了眼睛，她瞪视着面前这个男人，那熟悉的微笑，那熟悉的瘦长身材，那熟悉的一字眉！她张开嘴，半晌，才欢呼地叫：“是你！糊——糊——糊涂鬼！”

一屋子都爆发了欢笑。大家欣然入席，彼此举杯祝福。安排这次见面，使纪远和可欣大费苦心，蒙在鼓里的嘉龄这时才知道胡如苇是上午十时半刚抵达松山机场的。他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来当副教授。比起以前，他看来稳重而成熟了。

“如苇，”可欣望着他，“为什么一直没结婚？”

“我还在等待。”胡如苇轻声地说，不知是说给谁听的。

饭后，大家聚在客厅里，欢笑是无止无休的，许多故事都发生了，过去了。属于以前的已再抓不回来，属于未来的还可以创造。大家笑着谈着，但是，当话题不期而然地转到嘉文和湘怡身上时，大家就都不由自主地沉默了。只有花园里面小辫子正在教孩子们唱一支歌，歌名是《拉纤行》，歌声里充满欢乐和喜悦：

前进复前进，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南北或西东……

“一支很好的歌，”纪远打破了沉默，或者人生是一条船，有着漫长而疲倦的航行，但是，‘意志’是自己的舵手，航行能忍……

——全书完——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