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第三-1

礼乐衣冠

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不是的。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内容讲“礼”。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 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因此,对于“文化”为一名词,古今定义的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现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文化对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宇宙万有怎样来的?哪一天开始的?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精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农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泰山之旅

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段事情,记载得这么简单,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孔子穷是自己穷,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很多都很得志,他培养这批年轻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等于总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现在解释,就是旅行。我们现代看来,是蛮好的事情,发展观光事业,有什么不好?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泰山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国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这叫“封禅”,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立了碑,回来在路上病死了。古代对“封禅”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古代的观念,认为泰山有神,所以要国家的领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告就是祷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这个政治内幕,孔子根据观察,当然知道。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对他说:“女弗能救与?”——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一失败全家性命丧亡。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因为冉有讲的话,他们也不听,所以冉有做不到。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面讲了,林放问礼之本,表示林放这个人,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所谓“东岳之神”,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等于现在的拜拜。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块钱香蕉、十块钱饼、磕了几个头,然后要求发财,公公要活到八十岁,儿子要考上大学,功名富贵,前途无量。一切都求完了,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这样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神如果有灵,这种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两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萨,求上帝要整倒对方,双方都同样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聪明正直,死而为神。”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以上这一节就是这 个道理。

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縠梁传》。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思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秉笔直书罪罪恶恶

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

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那就是这个“克”字。“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

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

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社会?社会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终反感。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

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而郑庄公对妈妈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

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同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

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就是这个意思。

承让领教

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

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不但于人无争,于事也无所争,一切是讲礼让而得。无所争就是窝囊吗?不是的,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他说,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对立行礼,表示对不起——礼让。然后开始比赛。比赛完了,不论谁输谁赢,彼此对饮一杯酒,赢了的人说:“承让!”输了的人说:“领教!”都有礼貌,即使在争,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精神。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其所以为人,因为有思想,加上文化的精神。孔子讲这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争?不论于人于事,都应该争,但是要争得合理,所以“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就是在争,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以现代而言,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主思想。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主,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而中华文化的民主精神,一个人立身、处世,乃至一切,都要民主。我们民主的精神基于礼让;而西方民主的精神基于法治。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精神。

淡泊以明志

再看下面,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他们并不是作文学的研究。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诗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中的意义。

诗中的“兮”字,古音是否如现在兮音的读法,并不一定,因为音韵及语言,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啊!”一样,没有实质的意义。再说“巧笑”,笑就是笑,为什么要来个“巧笑”呢?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大笑等许多笑态。“巧笑”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似笑非笑,不是笑吗?还真是笑,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还要“倩兮”,“倩”是什么呢?好像电影中女演员的表演,笑得那么俏皮,还带点诱惑性的,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还要盼兮,眼神中流露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味。“素以为绚兮”,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为绚兮”,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

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何谓也?”当然子夏并不是不懂,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他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这句话的意思,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就艺术的观点来说,好比一幅画,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又如布置一间房子,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以子夏的聪明,一听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礼后乎?”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礼”的精神吗?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重要吗?说到这里,难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感怀,而后世当老师的,也应该学习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他说:“起予者商也。”认为子夏不但讲得对,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当一个主管的,更要效法孔子这种精神,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就说“对!你完全对。”这样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领导者。孔子继续称赞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真正懂得诗了。

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酸溜溜地“关门闭户掩柴扉”有什么意思?要懂诗,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换句话说,人更要注意这个“素”字,素就是平淡。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换句话说: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是笨笨的,事实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极点,真是绝顶聪明。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人没有谁算聪明,谁又算笨,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上台是这样,下台也是这样。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就是土气。什么是土气?我是来自民间乡下,乡下人是那个样子,就始终是乡下人等个样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另一句“是真名士自风流”,同一意义,不再重复了。

这一段说明了“绘事后素”,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不要过分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锦上添花”,要平淡。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

穷源溯本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据历史来的,而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讲的传统,由来远矣。昨天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谈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文明的历程》,他告诉我这本书所论述的某个观点,和我以前对他们讲的思想一样,认为人类文化历史,从上一个冰河时期,就流传下来了。如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人类毁灭的时候,极少数没有死的人传下来的,并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所新兴起。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要中国人讲自己传统的历史,看看古时的人所记载的,有一百二十万年,至少也说十二万年,我们现在讲五千年文化,那是客气话。不过很可怜,现在还不敢吹五千年,只说三千年文化,因为西方文化讲历史,动辄只提两千多年,我们说得太多了,好像不大对似的。在中国古代历史,动辄讲一百多万年。现在孔子在这里说,不管多少年,文化是历史传统来的,所以夏朝的文化,我可以研究讨论,不过“杞不足征也。”杞是周朝封的一个国家,是夏朝的后代,封到杞国。我们晓得“杞人忧天”这句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典故。

这里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当周武王统一了中国,所谓封建,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像尧、舜、禹、汤的后代,都封了诸侯,所以周朝的封建,不是西方的封建,不能随便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所谓封建混为一谈,那是错的,等于说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搞清楚。——这里孔子说如果拿杞国的文化,来看夏代的文化,并不准确,更不完整,但殷商以后的宋国,所保留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够,这两个诸侯之国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没有了——这里要特别注意,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自己把自己毁灭,后代就无法考证。孔子说,假如他们自己不毁灭自己,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资料,我就有办法整理。

这里放进了孔子的话,就是说明保存文化的重要,因此继续在下面讲到文化与礼的关系: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讲到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是由中国文化中“礼”而来。所谓“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样,有狭义的宗教。“禘”象征宗教的精神,祭天地祖宗之礼。讲到这里,要认识“禘”字的来源了,至少要拿《康熙字典》来研究。过去读书,五、六岁以后,先研究“小学”,就是研究作人道德行为,等于现在学校的公民课程——洒扫应对。“洒扫”从文字上看很简单,洒洒水、扫扫地而已;“应对”可就麻烦了,对老前辈行什么礼,到了客厅坐什么位置,送一封信给叔叔伯伯,讲话的态度该怎样等等,作人处世都包括在应对当中。除此之外,研究“小学”之学,就是后来所谓的说文、训诂等的文字学,探讨文字的来源。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国文字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

心香一瓣诚则灵

我们知道中国字的部首是从“一”字开始。“一”就画分了上下,所谓一画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画“二”(上),就是上,下面加一画就成“”(下),是为下。宇宙本来是圆的,无法分别,现在分了以后,“人”在“”的下面,即成为“”,这个字就代表了天。我们看到了“示”这个字,就是表示上天垂下来许多象征,显示给人们看,太阳、月亮、风云、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这个字,就代表了与上天的关系。圆圈中间加个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这土地上面出了一点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为上下通的便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来的,而上下左右都能通达,便谓之神。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长了一根象征性的毛毛“”就是鬼。那帝的篆文“”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来的征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说,也无法形容他,有这样一个力量,这样一个东西在,就叫作帝,再加上示,就成了一个宗教性的哲学观念。中国古礼称祭天地的礼为“禘”。至于形而上,到底有没有?又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暂时不谈,到此为止,如再向上讨论,就牵涉到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了。

禘,古代国家举办禘礼,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仪式非常隆重。皇帝在此期内,不回内官,必须清心寡欲,反省自己。在中国古文中所谓的斋戒沐浴,便是如此。“斋”是内心的反省。(后来中国人对佛教的吃素也叫吃斋,那是有不同的意义,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种“八关斋戒”而来。)斋是中国文化中心理的净化,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清理思想、排除人欲,真正的作到肃庄叫作斋戒。沐浴也不止是洗澡,而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上所讲“洗心退藏于密”的意义。所以古代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领导者皇帝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要全副精神,诚心诚意,很郑重的,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在这里,孔子指出当时文化的衰败,大家参加禘礼,都只是在真戏假做而已。这等于现代有许多人吊亲友乃至长辈的丧事匆匆忙忙,叫一辆计程车,赶到市立殡仪馆,签一个名,行三鞠躬礼,好像去缴一百元什么税似的,缴完了,赶紧就跑,没有一点肃庄悲戚之感。今日社会这种风气,也是文化精神一个重大的问题。

孔子对春秋时代的情形怎样说的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就是说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禘的酒以后,心里就想赶快走了,接着祈祷等等隆重的祭礼,都在那里应付了事。孔子看到这种情形感叹的说:“吾不欲观之矣!”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就是认为何必勉强做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

孔子这几句话,有很多意义。譬如现在社会上举办许多事情,内心没有真正的诚意。无论是宗教仪式或任何社会的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冷眼旁观者看来,不得不油然而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感慨。这就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事事要发自内心的诚恳,而不完全在于形式,一切形式,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

由此再进一层,便引出下面一段话。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这个礼仪的说法,和这一套学术思想的理论,它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孔子怎么答复呢?他说:“不知也”——我不知道。孔子真的不知道吗?当然,这是他幽默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反教育”,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反激式的教育”。他的意思是说,这一种基本的文化精神,大家应该知道的。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且看他说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说,真正懂得禘这个文化精神的人,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就好像是呈现在这掌心上,这么清楚明白了。他指着他的掌心,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就像指顾之间,如在目前那样的容易。由此你说他懂不懂禘之礼?当然懂。

为什么要拜天地呢?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处。我们以前过年,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家长带领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虽然仪式简单,但却很严肃,而慎重。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实行“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尊敬传统的精神。现代一般家庭,就从来不祭祖,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保持这一点传统,这一点习惯,使后代知道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讲到禘礼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跟着便提到孔子几句有名的话,后世一般人们都流行而变为成语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如在”目前相对的诚心,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要表里如一,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所以他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这样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场呢?这种精神,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无论对生者或死者,由明里到暗里,都要由衷一贯。

我们现在讲民族精神。热爱国家民族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看到自己的国旗便肃然起敬?我们在国外看到国旗的那种心情,与在国内看到国旗的心情绝对不同。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会为之掉下眼泪。其中道理,就是这种精神的流露。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对人对事,都要有这种“祭神如神在”的心理。否则,表面上非常恭敬,内心里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没有用的。所以由于孔子的这番话,了解了祭礼,依此来讲作人的道理,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了。

拍灶君的马屁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南子。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每到夏历十二日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为什么要祭灶神呢?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为什么呢?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